在大多数人看来1587是四海升平的,无大事可叙,但实际上却存在许多为明朝的覆灭埋下隐患的事情。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全书以七个不同阶层的人物为主线,以这七个人物的为官作风和思想性格展开,构成明朝政治结构的缩影。最高的统治者万历皇帝因诸事不顺而采取消极对政,导致明朝日益萎靡而最终走向衰弱;权倾朝野的重臣张居正虽力图改革,但忽略了文官的两重性,在朝政中作威作福,最后落得个树倒猢狲散的结果;首辅申时行在扮演文官与万历皇帝之间的和事佬的角色,唯唯诺诺的度过政治生涯;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的保守派官僚海瑞因过于铁面无情,不适合明朝官场,最后在遗憾中结束了仕途以及生命;武将戚继光在对抗文官集团的同时打破文武官之间的平衡,在贫穷与饥寒中死去;自相冲突的思想家李贽在阐述新思想的时候也矛盾重重。这些人物之间又暗藏着各种矛盾,在不知不觉中酿下了历史的悲剧。
从《万历十五年》中描述的种种细枝末节的历史之事,我们就不难看出明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黄仁宇先生通过阐述七个人的生平事迹进而探究明朝政治的关系。国家的社会体制其实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结构,各阶层关系互相牵制,皇权与大臣的关系,文官与文官的关系,文官与武官的关系共同构成一个统一而又矛盾的整体。重臣张居正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随时随刻的展现其政治才能,面对其他文官铁面无私,甚至在太后与皇上面前也是如此,年幼的皇上对于张居正是极其的信任,书上记载“张居正在人事的任免中起着实际上的决定作用....权倾朝野的张居正作威作福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皇帝的放权与张居正的独揽大权为明朝羸弱的政治体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张居正在死后其罪行都被逐一条列出来,使得文武百官以及皇帝震惊。张居正一事不仅给当时的政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也给皇帝也带来了一定的打击,为日后皇帝的不理朝政的行为也埋下了不小的阴影,甚至影响了下一任首辅申时行,使得他在其位而不敢过多的谋其政。明朝政治体制的矛盾与各个历史人物的矛盾相互映衬。万历皇帝在立储的问题上与群臣斗争数年,最后虽妥协,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愿做任何事情来使他的文官快意,万历皇帝在经历了张居正与立储的事情上开始消极对待朝中的一切事物,据书上记载,他1582年还励精图治,一连串重要的国家大事都亲自做出决定,到之后奉行道家“无为而治”的宗旨,臣僚们也找不到任何经典来反驳。史载:万历三十余年不与朝臣见面、不上朝、不理事,所有的奏章多采取“留中不报”的方式,干脆就不理不睬,这导致了后来严重的政治危机。当朝首辅申时行作为皇帝的老师,是万历的最高顾问,但因为张居正的前车之鉴决心做和事佬以得到文官的尊重,他在朝为官的时候做事“首尾两端”,缺乏决心,周旋于文官与皇帝之间,当一只润滑剂,政绩平平,后来解职归田。清官海瑞因铁面无私多次得罪官员,自身的传统道德观念与现实中的官场规则相冲突,随后被迫离职,孤独的武将戚继光在与文官的对抗中,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付出了代价,最后在贫病交迫中死去,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力求阐述新思想,却在现实中备受打压。
上述都是个人的矛盾,而个人的矛盾集体构成了明朝政治的矛盾,这七个人物的悲剧色彩在这一时期显得那么突出。明朝文官体制的僵硬与上层管理的不足,这注定了明朝走向灭亡的命运。根源在于明朝的权利体制与道德体制的交错纵横,文官们希望万历皇帝以德治国而不是以权治国,任何思想都要符合道德传统,例如万历皇帝立储一事以及后来万历搬出道家的“无为而治”,却无一人进行反驳,因为这是大家所崇尚的道德伦理,是不容置疑的。官僚集团重道德教化,轻法律规则,他们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安定维系在个人的道德约束而非法律约束,但是文官所表现的外在道德与自己内心的私欲又互相冲突,例如张居正,申时行正是最好的例子。这种以德治国的观念严重的扰乱了国家秩序,使明朝最终走向覆灭的根本原因正是这点。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文官集团过于庞大,是明朝政府的支柱,文官与武官的平衡失,文官凌驾与武官之上导致无法正常的运行国家机构。明朝政治体系中的这些矛盾最终会将这个王朝推向深渊。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万历十五年》多年来摸索于众多材料之中,黄仁宇先生对明朝末年一个年份的聚焦,具体的阐述了中国官僚阶层的运作方式,对具体的历史人物有具体的评论,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再次理解了明朝王室的衰落。此书看似是对七个不同阶层的人的简单描写,实际上是以小见大,知微见著,将明朝的政治浓缩在了简单的一年,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历史官僚政治的剪影。在平淡无奇的事情发生的背后,是道德观念治国与法律治国的胡乱交错,是文官与武官的失调,是个人矛盾与政治的矛盾的相互冲突,种种细枝末节的事情聚集在一起,将明王朝在雷雨夜推向覆灭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