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教”于新文化运动的极端走向

“孔教”于新文化运动的极端走向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在进行帝制复辟活动之时，还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她刚登上总统宝座，就大搞尊孔祭天。1913年6月亲自发表“尊孔令”，鼓吹了“孔学博大”。1914年又发布《祭圣告令》，通告全国举行“祀孔典礼”。为支持袁世凯帝制复辟活动，中外反动派掀起了一股尊孔复古活动，1912年起，他们在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孔教会”、“尊孔会”、“孔道会”等，出版了《不忍杂志》和《孔教会杂志》等。康有为还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宣扬“有孔教乃有中国，散孔教势无中国矣”，他还说“中国人不拜天，又不拜孔，留此膝何为？

面对这股反动逆流，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和封建势力同流合污：有的偃旗息鼓：许多人则感到彷徨苦闷找不到出路。但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却发动了以此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大张旗鼓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同封建尊孔复古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陈独秀是一名激进民主主义者，他仇视当时的封建军阀统治，要求实现真正的民主；他批判了封建社会制度和伦理思想，认为要实现民主制度，必须消灭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规范。李大钊则反对复古尊孔，要求思想自由，号召青年不要留恋将死的社会，要努力创造青春的中国。于1916年9月出版第二卷第一期时，迁往北京并改名为《新青年》。进步知识分子团结在《新青年》周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从政治观点、学术思想、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向封建复古势力进行猛烈的冲击。他们集中打击作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思想基础的孔子学说，掀起“打倒孔家店”的潮流。他们还主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1917年起他们又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新青年》实际上成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导中心。1918年5月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旧礼教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指出隐藏在封建仁义道德后面的全是“吃人”二字，那些吃人的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中国2000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就是这吃人的历史，宣告“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篇小说奠定了新文化运动的基石。

新文化运动有四提倡、四反对，其中涉及的内容都与儒家思想有关，比如反对专制、反对迷信、反对旧道德和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者认为，封建专制根本劣根性就在于儒家思想。对统治者来说，他们将千百年的儒家思想作为保护伞，以仁义和道德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让广大青年觉醒，只有推翻儒家思想，推翻孔子在儒家思想中的地位，才能拯救新中国。恰逢当时，袁世凯复辟之后，大搞尊孔运动，他想继续用儒家思想稳固自己的统治。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见袁世凯一系列尊孔行为之后，便想借机发动推动新文化运动，顺便引入马克思主义思想来到中国。在此背景下，孔子与新文化运动成为两个极端，要想接受新文化运动思潮，那么必须全盘否定孔子及其儒家思想。

新文化运动是一次进步思想的运动，它启发了国民意识和民族觉醒。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新文化运动也不例外。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传统孔教，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弃之如敝履。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人们在接受新事物的时候不假思索的丢弃旧事物，只要是贴有“旧”的标签的事物都会被视之为糟粕，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这使得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被丢弃被遗忘，经典的古典文学也走向了低谷。它全盘否定了儒家思想。单从孔子与新文化运动来说，新文化运动站在否定角度上，不但否定了孔子也批判了儒家思想。

虽然新文化运动者旨在通过批判孔子来替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扫清障碍，但是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在中国根本走不通。但是通过此次新文化运动，给孔子和儒家思想带来了消极否定的影响，它使中国的固有文化逐渐走向没落。对于“孔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极端的走向，历史应该给予准确和全面的评判，落实于新文化运动之上，这既是对其的赞扬也是对其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