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潘金莲》一书主要围绕着主人公李雪莲荒诞的复仇展开。主要讲述顶着“潘金莲”冤名的李雪莲在经历了一场荒唐的离婚案后,要证明自己之前的离婚是假离婚,更要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而走上了告状的道路。结果从镇上告到县上、市上,甚至是伸冤到了北京的人民代表大会,尽管她将法院庭长、院长、市长乃至县长一举拖下马,可她依旧没能为自己伸冤成功,最后还把自己彻底变成了潘金莲,以致她又坚持了20年,将告状过成了日子,导致每到“两会”时她所在的省市县都要上演围追堵截的一幕。最后因她之前的丈夫秦玉河车祸离世而让她所有的努力变成了一个笑话,因上吊时被守林人劝一句话而粲然一笑放弃自杀,小说也戛然而止。
一个女人,二十年告状下来把自己的冤情“由芝麻变成了西瓜,由蚂蚁变成了大象”,这故事已极富荒诞色彩,李雪莲也在告状过程中彻底变成了潘金莲被骗人骗情;更荒诞的是故事走向结局是因为李雪莲的前夫突然车祸离世,而且心灰意冷的李雪莲自杀因为守林人一句“别在一棵树上吊死”而放弃自杀。话又说回来,以前因潘金莲而丧失官职的老史在这年没买到票回家,灵机一动在政府举着“冤”字的牌牌而被警察遣送回家吃上了团圆饭。李雪莲最终酿造了“潘金莲”荒诞的悲剧,而有人却在二十年里用荒诞战胜了荒诞。
整篇文章并不是在写潘金莲,而是作者刘震云想以“片面深刻”的方式用荒诞的剧情发展来构建对社会的隐喻,用故事拷问现实,这才是小说的重点。巴尔扎克说过:“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想这部小说或多或少折射出了当时社会的某种“秘史”。
作者刘震云出生于1958年,是著名的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他善于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产生的制约,作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同时,他还注意创造一种人类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对于故事人物形成巨大的难以挣脱宿命网,由此刻画人性的扭曲。他所写的另一部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荣获了茅盾文学奖。刘震云的作品具有对“哲理深度”的明显追求,以一种喜剧的、嘲讽的方式表达对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揭发。
刘震云曾在《手机》里写过: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女人想做一件事,男人是挡不住的。在《我不是潘金莲》一书中,因为带着想证明自己不是潘金莲的执念,李雪莲在法院判她败诉之后疯狂地告状,就如《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所说的“街上的事,一件事就是一件事;家里的事,一件事扯着八件事”一样,从最初告前夫秦玉河因逃避二胎会弄丢官职而与李雪莲假结婚最后假戏真做,到最后告对她的案子没法处理的诸多政府官员并使得他们纷纷落马,这桩告状案可谓是荒诞至极了。
又如《一句顶一万句》里面说的:人要堵上气,就忘记了自己的初衷;只想着气别人,也耽误了自己。一个女人,风风雨雨二十载,就为当初所犯的一个错误郁结于心而挥霍自己二十年的青春,且不说她最后还将自己倒贴成了名副其实的“潘金莲”,就为她始终无法证明自己而惨淡收场的结局也是大大的不值呀!如此荒诞的“潘金莲”不仅葬送了自己的青春,最后还丧失了自己一开始所坚持最珍贵的心灵和身体的贞洁。
《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小说其实跟潘金莲没半毛钱关系,而是女主角李雪莲上访告状的第二层推动力和诱因,由此牵引出一系列的政治问题,最终也导致了“潘金莲”的荒诞悲剧,而这部小说也得到了升华。
虽从道德层面来讲,秦玉河抛弃妻女而得房的做法实在是站不住脚且令人不齿的,并且随着李雪莲十几年的告状,社会舆论是倒向李雪莲的。可这就让一开始秉公执法的公务人员因依法律程序判雪莲败诉十分尴尬,以至于后来的政府官员对案情置之不理,甚至为评文明道德城市而派人阻止雪莲上诉,这才上演了“美男计”而使雪莲终成潘金莲的荒诞悲剧。
这一整部闹剧用荒诞的写法为我们展现出了一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状态,一种永无止境的心灵扭曲过程。这其中既写出了民与官之间存在矛盾,也写出了官与官之间的矛盾。他们或许有因为阶级差异,又或许存在知识文化水平的差异,总之,他们之间存在着严重的沟通困难的问题。凡事皆因你听他讲,心中想的却离不开一个“我”字,凡事利字当头,就出现了对他人上传下达的话进行误判而酿造种种悲剧。我们不能说法官、县长、市长都是恶人,他们其实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考虑告状对自己仕途的影响,却没有一个人站在李雪莲的立场上揣摩思量。在李雪莲看来,这种态度就是“贪赃枉法”,她就必须要讨一个公道。于是她一层一层告状,也成功告倒了这些让她有苦难言、有理说不清的官员。
《我不是潘金莲》这部小说通过“潘金莲”的荒诞这件事情反映了政治大层面的问题上,它讽刺了当时政策的畸形可笑、官员的不作为和官官相护的丑陋现象。这在当今社会也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的。本来一桩小小的假离婚案因为一个错判,也因为官官相护,却需要反映到高层领导,在高层领导重视后又因为底下官员太过激进而让相关官员都被处理,但是,这件事情依旧没有得到处理。一个小人物掀起了大风浪,官员即使被处理了,案情却始终没有结局。这就是这部小说最大的荒诞所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