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浪者最后的哀歌

流浪者的最后哀歌

网络与新媒体潘菁雪163010359

我来到成都不过寥寥几月，但却又准备前往香港。我有时会想我是否是故事里的飞鸟，一辈子在海上飞翔，无法落脚。但我觉得我更像深海里的鱼，与其他数万条鱼一样在深海流浪，不被人发现，孤独前往未知的远方。或许我谁也不像，只是一个无名小卒，唱着最后的哀歌。

第一次正式唱歌应该是1989年，我四岁，在我老家哈尔滨。当时在我们乡下没有什么幼儿园，但是村委会组织小孩在过节的时候表演，那年是我被选中了。在那之前我只跟着村里喇叭每天下午的广播乱唱过几句。在此之后的一个月，我每日和村里的孩子在村口的大树下排练。我爱上了歌唱，这股热爱来得莫名其妙却也有迹可循。但这只截止到我登上舞台的那一刻，在正襟危坐的村民面前，我胆怯了。我不知道这和我后来的人生轨迹是否相关，但是我总觉得这股恐惧冥冥之中奠定了什么。

我十三岁去镇上念初中，开学刚好在香港回归后两个月，班上有个男孩儿家里比较有钱，向大家炫耀自己去香港玩的事，我听得津津有味。我非常羡慕那个男孩，我想，总有一天我也会去那个地方。初中时候我的成绩不是很好，但我很喜欢地理课，我的地理老师自称为一个旅行家，他常和我们分享他在中国各地行走的故事。

学校的男孩在那个时候流行弹吉他，大家的偶像都是老狼那一类的歌手。我们全班男生就一起攒钱买了一把吉他，大家伙儿租碟子自学，就为了在女生面前能表现一番。学校在春天的时候举办了艺术比赛，当时我报名参加了弹唱，表演曲目是老狼的《同桌的你》。但是结局是，我在台上紧张到破音，这导致我对舞台有着恐惧，和很多故事不一样，我直到现在也没有克服这种恐惧。但对于那个时候的青春的我来说，还有太多事情值得喜爱，歌唱就暂时退出了我的生活。

中考之前，我和我爸妈说我想出去看看世界，我爸狠狠地拍了拍我刚刚剃光的脑门，“看啥看，给你在镇上的子弟学校报了名，好好学。”我说我想成为我地理老师那样的人，我爸妈同时笑了起来。他们说地理老师就是从我们村出去的，当了半辈子老师，都没踏出过这个镇子。

我成绩不好，自然也没考上什么高中，于是我听从父母的安排去了子弟校，学习的是什么我也不太记得了，因为我没怎么去上过课。子弟校的老师管的不是很严，我平日偷偷跑到镇子旁边的工地去打工，当时的我心里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但是我知道我要离开这里，我的人生不能拘束在这里。

我17岁那年，父母去世。原因又狗血又令人无可奈何，车祸。我家没有什么亲戚，也就是说我彻底变成了一个人。在悲伤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人生。其实不我并不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但是向外走的念头一直蠢蠢欲动，父母的离世使我对这个故乡的最后一丝留念也没有了。在那天，我成为了真正的浮萍。我整理了之前打工的钱，收拾了行囊，义无反顾地离开了村子。那时的有些无脑的勇气，大概也是青春专属的东西，在当时的我的心里，只有对外面世界的无限向往。

我买了火车票，去了中国的首都，北京。我的钱不多，买完车票只剩下两百多，后来我在北京租了个地下室，租了一个月，钱就几乎没有了。我还没来得及逛逛北京，就开始为了生计烦恼。当时的北京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我很容易就找到了工作，好像是在饭店里打杂，虽然赚的不多，但能支撑我基本的生活。

2002年，我第一次站在天安门前，感觉很震撼。现在想想也许并不是很宏伟的景象，但当时的我觉得这是我出生之后见过最磅礴的建筑了，甚至心中激起了对祖国的热爱。但我知道我会离开这个地方的。

我的生活很平凡，没有什么少年意气用事的打架，甚至连朋友也没有，可能是我生性不爱交友，在两个月后我离开了北京，向别的地方去了。

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收获，看了很多书。但并不是文学或者科学类的，而是类似于现在的旅游攻略的小册子，可以在书店里翻阅，所以我并没有花钱买。我标记了从北京到香港会经过的大城市，我打算一个个去经历。但是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不会到了2017年还没到香港。

当我到深圳的时候，我遇到了我爱的人。她是我当时打工的工厂的车间女工，她和我很像，但却又不一样。她也没有父母，但她只希望能安定在一个地方，相夫教子。那是2005年的秋天，本来我打算工作半年就去申请港澳通行证，然后去香港。但20岁的我第一次遇到爱情，它很灼热也很令人义无反顾，我决定为了这个女孩停下脚步，歇息一下。我和女孩开始同居，她和我一般大，也就是说等两年后我们就可以结婚。我记得我和她在晚上的时候，去罗湖口岸散步，我说我要带她去香港看看，当时我们都以为一切会如同想象般美好。

2007年春天，我们领了证，与厂里的人吃了顿饭，算是把婚结了。然后她告诉我她怀孕了。我想那时候我是最快乐的人，正因为才22岁，很多事情不用烦恼，眼中看见的都是未来的美好。

在女孩怀孕8个月的时候，我丢了工作。我记得报纸管当时的情况叫金融风暴，我们厂垮了，老板发不了工资，带着他的家人去了重庆。而我又一次迷茫了，我总不可能带着女孩回东北吧，那个地方的样子我都我忘得差不多了，最后的记忆只有灰蒙蒙的天空。就在种种迷茫中，我的孩子出生了，一个男孩儿，取名单字一个岳，意为高山。

由于当时经济拮据，我和月子还没坐满的女孩都在外找了工资不太高的工作。女孩背着孩子，一大早就出门工作了。也许是她没注意，也许是她太疲劳，在2008年的春天，我的孩子不见了，被人抱走了。那年我23岁，我和女孩悲痛的开始寻找我们的孩子，我们呼唤着孩子的名字，从深圳到东莞再到佛山。我不知道当时女孩是怎么想的，但是在2008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到了深圳。我放弃了。23岁的我逃避着这种痛苦，逃避着这份责任，我停下了脚步。然后，女孩也不见了。在元旦的早上，我找不到她了，以及所有留有她气息的东西。我想我可能是做了个梦吧，到头来还是什么都没有了，我和2002年刚到北京时的那个毛头小子一样，马上就要交不起房租，工作也还没找到，甚至也忘了当时来深圳的目的，是要去香港。

在这个迷茫的2009年，我遇见了流浪歌者。我穿过地铁走廊的时候，注意到了在唱歌的流浪歌者，他们有人弹吉，有人打鼓，有人唱歌，仿佛一支乐队，唱的是，同桌的你。驻足停下看完了整首歌的演出，我的脑中闪现过无数的画面：我第一次正式唱歌，第一次在学校表演，带上行囊义无反顾，站在罗湖口岸遥望香港。也许我的血液里有一些浪漫主义的因子，也许我只是找回了自我。我退了房子，用最后的积蓄买了一把二手吉他，但这不是为了表演，而是为了能愉快的生存。

正当我准备前往香港时，警察找到了我，说在甘肃找到了疑似之前拐走我孩子的犯罪团伙，问我要不要去看看，说不定能找到孩子。我当然是同意了，甚至我封藏在心中的那并不算浓郁的亲情也重新灼热。我带着吉他，跟着警察去了甘肃，但却并没有找到我的孩子。那是2010年的初春，甘肃还在下雪。我接受完警察的安慰，从警局出来。26岁的我看着天空纷飞的雪花，想起了东北，东北的雪花是铺天盖地的，和这零零散散的不太一样。转眼，我离开东北已经快十年了。我想，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也不用再为任何人负责了，我知道自己不是个好人，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起码不要忘记初衷。

我扛着吉他，开始在各地弹唱，每到一个城市，我边停留半年。从甘肃的兰州，到西安，到郑州，到合肥，到武汉，到长沙，到南昌，到福建，我住招待所，坐大巴车去每个地方。我想我还是挺潇洒的，虽然在大家眼中只是个弹吉他的流浪汉，但我去了很多地方，听了很多故事，唱了很多歌。2016年的夏天，我又一次到了深圳。我遇见了女孩。

女孩来找我是来离婚的，我不知道她离开后发生了什么，但她和别人在一起了。我想我可能不是不爱她了，只是永远有一个消失的孩子会让我们撕扯彼此。她能找到幸福，我很愿意的。女孩和我离婚后恳求我来成都参加她的婚礼，我想了想便来了。在婚礼上，我见到了她的丈夫，他是个做小生意的人，看上去很老实。我接受了他们的敬酒，便打算离开。女孩急匆匆地出来送我。

“我不是个好人，对吗？”她问我。

“我们不是好父母。”我说。

女孩最终还是哭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转身就走了。是我们对不起那个孩子，但我们没有资格指责对方，我想。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遗忘。

我成都待了几个月，然后遇到了个学习采访的大学生，我把故事告诉了她。我的经历虽然不是千篇一律，但我这个人确实不值一提。

附：

我在地铁站的走道里遇见了这个弹吉他的男人，我将我的目的告诉他，他欣然同意。但却要求不要写下他的真实姓名，故不曾在文中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