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轼苏辙的唱和诗浅析苏轼的儒家思想

从苏轼苏辙的唱和诗浅析苏轼的儒家思想

摘要：在苏轼一生的诗歌创作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和其弟苏辙的唱和之作。在这些大量的唱和诗当中，我们不仅可以窥探苏轼的心路历程，还可以看到他自己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情感变化，以及他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他对于儒家思想的感悟。本文主要选取苏轼与苏辙的少部分唱和诗，来浅析苏轼诗歌当中他对于儒家思想的理解。

关键词：苏轼苏辙唱和诗儒家思想

正文：苏轼与苏辙的唱和诗据统计加起来大概有4千多首[]，这么多数量的诗歌足以见这对兄弟的情谊是多么的深厚。《宋史》评价：“辙与兄进退共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这不仅仅反映的是苏轼与苏辙之间的兄弟友情，更反映出苏轼所向往的儒家之道，在儒家思想之中以“仁”为本，“仁爱”、“爱人”在苏轼和苏辙的相处过程之中被很好的反映了出来。其实苏轼的大部分诗都是包涵了儒家思想的，因此在正文之中我将选取不同时期苏轼与苏辙的唱和诗来分析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主要是苏轼的作品）

一、仁宗嘉祐四年（1059）《夜泊牛口》——满怀入世精神，追求安贫乐道

苏轼年少成名于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仅二十一岁即考中进士，在仕途才开始的时候苏轼可谓是意气风发，满怀着抱负和理想，这就与他所接触的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观念分不开。从他和子由的唱和诗《夜泊牛口》[]之中的“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置身落蛮荒，生意不自陋。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就可以看出，苏轼那种不畏困苦的入世精神[]，尽管富贵对于他来说也许很难抗拒但是坚守贫困也是一种精神气节。儒家的那种安贫乐道的精神在这首诗之中就是最好的体现，对于这种安贫乐道的儒家精神的诠释，我想不仅仅是反映在这首诗之中。

二、仁宗嘉祐六年（1061）《和子由渑池怀旧》——援引佛道入儒，消解内心之忧

在嘉祐六年苏轼已经算是一个略有从政经验的官员了，但是他的仕途却并不十分的顺畅，在这一年他发表了改革弊政的议论——《思想论》，因提出“丰财”、“强兵”、“择吏”等建议而被认为是貌似“新党”，于十一月，苏轼离京赴凤翔任与苏辙别于郑州之西门，作了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从这首诗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苏轼的心境其实已经发生了些许的变化，“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从首联和颔联我们可以看出苏轼的心境的一种迷茫和困顿，人生不知道似何？像飞鸿踏在雪地之上，在泥土上偶然留下爪印但是该往何处飞呢？这里也许是对于自己那种积极入世精神的一种怀疑。但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深重的苏轼与大多数文人一样，踏上仕途之后也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困境。[]而从颈联和尾联我们又可以看到另外一种思想境界，老僧的死亡换来了一座新塔，从这里可见苏轼其实是在用佛教的思想来超脱自己。引佛入儒，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在现实之中遇到了困境就需要用佛教思想来化解。这里的苏轼就并非是完全的依赖儒家思想，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了，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丰富自己所理解的儒家精神内涵，从而达到一种超脱的思想境界。

三、神宗熙宁四年（1071）《游金山寺》——儒家思想促我积极入世，援引佛教精神自我消解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苏轼自求外放，政治生涯颇不得意。从汴京赴杭州任通判，路经镇江，作了一首《游金山寺》[]，吴汝曾说这首诗：“公诗佳处全在兴象超妙，此首尤其显著者。”[]当然这首诗的意象选的是相当的巧妙，但是其中的心境却是伤心凄凉的，从“天寒”、“羁愁”、“畏晚”、“苦留”等等一系列的词语之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苏轼的内心是十分的困苦的。自求外放并不能消解内心的困苦与不得志的忧伤，在金山寺这个寺庙之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不安与不甘。这时儒家思想之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无法排解这种心境，于是苏轼转而向僧人“学习”来化解心中的郁闷——“羁愁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日落。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是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苏轼通过佛老思想安抚内心，但并且没有舍弃儒家思想，而是将三家思想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独有的精神体系，进而超脱出了儒家思想的精神困境。”[]，但是同时我们也发现这种引佛入儒的思想在早期并非苏轼作品的主要内涵，他引佛入儒主要是为了让自己的内心困苦得到消解，然后再为自己寻找一个积极入世的精神寄托，就如同《游金山寺》的临近结尾处一样：“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江山如此美好，你却不归山，江神见了我也会说我顽皮的，这就是一种对于自己应该入世的隐晦的说法。因此在这里苏轼虽然不得志，但是由于自己对佛家的那种豁达的精神体会，进而使自己的内心苦闷得到了消解。

四、神宗熙宁五年（1072）《吴中田妇叹》——关心百姓疾苦，心怀仁爱之心

苏轼对儒家思想的理解不仅仅体现在积极入世上，还体现在他的“仁爱”和“爱人”思想之上。他在熙宁五年创作的《吴中田妇叹》[]就满怀了对人民生活疾苦的担忧——“今年粳稻熟苦迟，庶见霜风来几时。霜风来时雨如泻，杷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茅苫一月陇上宿，天晴获稻随车归。汗流肩頳载入市，价廉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虑浅不及明年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做河伯妇。”对于百姓的疾苦，苏轼用一种较为浅显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所见所感，连月的雨灾使民众的收成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王安石变法之中的青苗法和免疫法[]对于民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粮食的价格低廉交完税之后就会发现其实所剩无几，也有可能连交税也不够。正是由于见到这种民不聊生的场景，才更加坚定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决心。尽管这样子会使他的仕途受到极大的影响，但是怀着“仁爱”、“爱人”以及关心百姓疾苦之心他也要反对这“不合时宜”的变法运动。“纵观苏轼一生，其对国计民生的关怀并非虚言，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为民造福：凤翔改革衙前役法；密州以库粮收养弃儿；徐州率军民筑堤抗洪保住城池；杭州疏浚西湖，开坊治病；扬州废万花节；定州整顿边防；贬官惠州时都能以竹简引淡水供当地人食用。”[]从他一生为官的功绩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好官——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这确实离不开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仁”和“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因此苏轼的思想内在本质其实是离不开儒家思想的。

五、绍圣二年（1095）《和陶读山海经并引》[]——渊明之诗有我意，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苏轼后期的诗作比较偏于自然平淡，时常表达清远旷达的意味，诗人的创作“渐老渐熟”、“乃造平淡”。这样子的转变其实是从元丰二年（1079）发生的“乌台诗案”开始的，苏轼被推到了生死攸关的境地，因此诗作风格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与参寥子书》之中我们可以看见他的处境——仆罪大责轻，谪居以来，杜门念旧而已。平生亲识，亦断往还。理故宜尔。而释、老数公，乃复千里致问，情义之厚，有加于平日、以此知道道德高风，果在世外也。[]在被卷入“乌台诗案”之后，亲朋好友皆离他远去了而留下的只有平日有交往的释老数公，这一重大转折令作者开始思考。于是，于情于理上他开始更加偏重禅庄、佛教精神，但是他只是我们所说的“俗僧”，他所追求的不是佛教的信仰，而是希望心像僧人一样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

就从他的《和陶读山海经并引》为例看他的后期趋于平淡的思想，儒家、道家和佛家思想的三家融合为他的创作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方东树曾评价苏轼之诗——“坡公之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境，非人所测。”[]我认为这个“远境”就是苏轼诗歌当中“新的大门”。而从《和陶读山海经并引》其一：“今日天始霜，众木敛以疏。幽人掩关卧，明景翻空庐。开心无良友，寓眼得奇书。建德有遗民，道远我无车。无粮食自足，岂谓谷与蔬。愧此稚川翁，千载与我俱。画我与渊明，可作三士图。学道虽恨晚，赋诗岂不如。”我们可以看到他与陶渊明个性上的契合之处，同样悠居田园，同样是读书，虽处于不同的时期但是心灵上的共鸣是一直存在的。“在陶渊明的思想体系之中，儒家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谙熟儒家经典，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无疑，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对他一生的志趣、理想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因此苏轼的精神特质其实在很多的方面都和陶渊明相当的契合，陈寅恪先生曾说过——渊明为人“实外儒内道”[]，这一点上也和苏轼的心境不谋而合。因此在“和陶诗”之中我们可以看见，苏轼是从陶渊明的诗歌之中寻找自己的位置，看清楚自己在儒家精神之中的矛盾是否有解脱之道。

其实选取苏轼和其弟苏辙的唱和诗主要是因为苏轼与苏辙二人感情深厚，在诗作之中苏轼可能会流露出更加真诚的感情，因此这些诗作我个人认为才更能代表他的内心情感的变化。但是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苏轼的诗歌成就都是很高的，其诗歌的内涵也很深远，其中蕴含的儒家思想也是一直存在的。因此，他一直信奉儒家思想但是也利用佛、道思想来消解自己的内心苦闷。

何敏

汉语言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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