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一直被冠以“位高权重的丞相”头衔,在我知道“仓鼠哲学”之前。
成于位高,败于位高,在我知道“仓鼠哲学”之后。
何为“仓鼠哲学”?
《史记·李斯列传》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年少时,为郡小吏,见吏舍厕中鼠食不洁,近人犬,数惊恐之。斯入仓,观仓中鼠,食积粟,居大庑之下,不见人犬之忧。于是李斯乃叹曰:‘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
似是说鼠,实则喻人。
人就跟老鼠一样,过得好不好,要看他处在什么位置:位重则贵,位轻则卑。
简而言之,人生的目的就是要争取功名和富贵。
一位功勋满身的伟人竟抱着如此功利性的人生哲学,仿佛在意料之外,然细想来,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李斯本身并非白丁,在早时从学荀子、被逐途中作《谏逐客书》、秦统一后又亲自主持创制小篆并书范本中都可见得。鲁迅先生曾评价道:“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然而,早年对卑贱、困穷的深刻体会注定了他的生命境界比较低狭,无论如何也不能认同牵黄犬逐狡兔的平凡生活,而坚定地相信得富贵者方得喜乐。
除了“仓鼠哲学”,李斯还信奉“机会主义”。正是这二者的结合,成就了李斯,也毁了李斯。
出身楚国的李斯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认为“秦国有机会”,于是毅然赴秦国施展才华以实现抱负。从当吕不韦的门客到接连上书秦王,一步一步地,李斯努力向高处攀登。
事如其愿,他那套专门维护帝王统治的学术迎合了秦王统一天下的野心,深得赏识。在秦统一天下后,李斯更是坐上了丞相的宝位,大施才能与远见,对维护秦朝的统治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至此,李斯达到了人生的顶峰。
也达到了人生的转折。
“物盛则衰,祸福相倚。”这是自然之理,儒家、道家都提倡尽早回避或急流勇退以摆脱这一法则。
李斯到这时才反应过来,同时他陷入了一个两难之境:现在退出舞台就意味着再无功利可追,人生空虚;但若继续,迟早会在外力逼迫下走向失败。
无论如何,结论都是悲剧的。
既然不能避免它,那就拖延它。
之后的李斯开始以被动和防御的姿态示人,尝试着向公共价值靠拢,还以“忠臣”的责任来要求自己。
生活如常,一直持续到秦王驾崩。
面对赵高和胡亥的诱劝——做忠臣是出于安全的需要,然而现在做忠臣并无法保全自己,唯有妥协胡赵二人才有长久封侯、世世称孤的希望,李斯本质中的机会主义又开始不安分起来。
最终他选择了背叛秦始皇和忠臣这个理想,成为胡亥和赵高的同谋者。
秦二世残暴,李斯有心进谏,却又不得不为了保住自己的爵禄性命而装聋作哑,甚至为秦二世的享乐出谋划策。
他的顺从确实为他谋得了短暂的安稳,却也让他成为赵高势必要除去的一颗“眼中钉”。
当机会主义者遇上不顾一切的阴谋家,他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
一代伟臣,最终只落得个腰斩咸阳市的悲惨下场,实在令人扼腕。
在我看来,李斯的悲剧有社会的原因——春秋战国时期总是被称为“乱世”,人心本就散乱复杂,李斯满心功利,自是难敌城府很深的奸臣。但更多的还得究其本身——李斯从信奉“仓鼠哲学”和“机会主义”这种提倡功利而缺乏精神价值的人生哲学开始,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途。艳羡富贵,注重机会,所以他没有立场,惨遭利用,并最终沦为游戏的牺牲品。
但他最后的生命陈词于后人还是有所警示:“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
身外之物固然重要,但若一昧求身外之物而不求身外之志,终归只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