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俗文学史》中看元代散曲的定位

从《中国俗文学史》中看元代散曲的定位

这学期的名著导读有幸选到了杨骊老师的课题，在有限的时间里大致了解了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的内容与背景。由于在此之前对俗文学知之甚少，所以好奇心让我选择了这本书来做读书报告。在借阅了《中国俗文学史》后，我选择了其中的第九章元代散曲作为了我的研究对象。在此提出自己对元代散曲定位的一些看法。

首先，元散曲整本书里是我比较熟悉的的文学形式，不同于书中的其他文学种类，元散曲可以说是影响力与传播范围更大的形式。散曲是流行于元代以来的民间歌曲的总称，按照郑振铎先生的说法“元曲的兴起与流行是由于唐、宋词的贵族化与内容的僵化导致的。”当时的民间的老百姓需要一种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新颖活泼的民间文学，而元散曲则顺着这股“东风”成为了元代的民间流行之物，风靡于民间。

但是通读全书后，当中最令我不解的一点便是元散曲是如何被界定为“俗文学”这一种类的，按照郑振铎先生对俗文学的界定“凡不登大雅之堂，为学士大夫所鄙夷的文体”【1】，如果被称为俗文学便是难登大雅之堂的。但是众所周知的是元人散曲的地位并不是这般低下，甚至“唐诗宋词元曲”这样的说法也由来已久。(虽然元曲并不单指元散曲，但是元散曲也包括于元曲之中）可见元散曲似乎并不符合郑振铎先生所定的俗文学的曲分标准。而《中国俗文学史》书中第九章的第三节所列举的元代散曲的作家名录更能说明问题，在这两节中郑振铎先生罗列了不同时期的散曲作家名录。而首当其冲引用的的钟嗣成的《录鬼簿》中写元散曲的四十五人的官职名号无一不是当时的学士或更高，就连《录鬼簿》的编撰者钟嗣成都在元散曲作家的部分写道“右前辈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留心。盖文章政事，一代典刑，乃平日之所学；而歌曲词章，由于和顺积中，英华自然发外。自有乐章以来，得其名者止于此。盖风流藴藉，自天性中来；若夫村朴鄙陋，固不必论也。”【2】言下之意这儿所记载的四十五位元散曲作家大都是“居要路”的学士大夫级别的人物，这样一来这儿所引用的作家名录又与郑振铎先生关于“俗文学”的定义中的“为学士大夫所鄙夷的文体”所冲突。试想如果元散曲是一种为学士大夫所鄙夷的文体，那么这些名士一定会嗤之以鼻（参考柳永当时的词尽管句子与辞藻都堪称华丽，仍然被当时主流的名士以描写男欢女爱而嗤之以鼻）更何况自己也来创作这样的作品呢。这样显得郑振铎先生的对“俗文学的定义与他本人所引用的论据内容十分矛盾，令人不解。

同时元曲本身的艺术性也并不低，无意去贬低《中国俗文学史》书中的其他门类。但是元散曲无论从题材还是词句的手笔都是在书中更为突出的部分，无论爱情、讽刺都是元散曲作家的题材。《中国俗文学史》书中选取了很多的元散曲作家的原文，涉及的题材与时间跨度都非常之大，基本上就是整个元散曲的兴起—顶峰—衰落时期的各路作品。而就是因为选取了如此多的作品，更能看出元散曲的文学性更加高。以郑振铎先生本人在书中称赞过的《哨遍·高祖还乡》为例，这部作品在现在高中的拓展阅读的读本中也出现过。《高祖还乡》是以一个了解刘邦其人底细的乡民的口吻来展开的，整部作品都以这位乡民的口吻对还乡耀功的刘邦尽其所能的讽刺与调侃。这种题材与作品的展开角度和辛辣的语言在我看来在那个时代都是开创性的，难以想象的。郑振铎先生本人也在书中表示“是令人忍俊不禁的绝妙好辞，这是唐诗宋词里所罕见的一种珍奇”【3】

尽管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元散曲仍然被归为俗文学一类。这让我非常不解，因为在我通读了全书后再将元散曲拿出来比较。就能发现元散曲的语言比起《中国文学史》后面所写到的民歌等形式更加委婉与更富辞藻的华丽程度，比起其他类别中偏“艳”“接地气”的语言元散曲无疑是更雅的那一方。雅俗共赏这是我对元散曲的定位，所以也对郑振铎先生将早已登入大雅之堂的元散曲列入俗文学一类以及先生对俗文学的定义都存有疑问。

当然作为一个才泛读几次《中国俗文学史》的学生我可能忽视了一些细节，但是正如课上所说的尽管是学术大家也存在犯错误的可能性。所以我希望能将自己的疑问通过读书报告的形式写出来。希望能够得到知识面更广泛的骊姐或其他老师的解答。

参考文献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209{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2.钟嗣成.《录鬼簿》.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209{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