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万历年史浅谈中国近现代落后的症结

从万历年史浅谈中国近现代落后的症结

一、引言：

书名：《万历十五年》

作者：黄仁宇

出版社：三联书店

页数：320页

出版时间：1997年5月第1版（2017.8重印）

二、内容：

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中国，这看似是平淡的一年，但其中却发生了许多历史学家容易忽视的事件。基于作者观点，明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万历十五年》P100）在本朝历史上除洪武永乐两朝外，文官凌驾于武官之上，已成为绝对趋势。这些因素以及中间伴随着的历史事件表面看来貌似细微小节不值得注意，实际却导致王朝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成为一些重大事件的导火线，也成为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

黄仁宇先生以近乎平淡的笔触，用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七个章节分析了明朝的状况，叙及的主要人物，有万历皇帝，大学士张居正、申时行，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知府身份挂冠而去的李贽。他们或身败，或名裂，没有一个功德圆满。作者黄仁宇先生用张居正、申时行讲政治，用海瑞讲经济，用戚继光讲军事，用李贽谈思想，通过这些人物从侧面揭示明朝制度上的缺陷，深刻揭示了明朝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

目录：

第一章万历皇帝

第二章首辅申时行

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

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

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

附录一

附录二

《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

三、分析：

下面欲从伦理道德对帝国精神的统治和维护文官体系平衡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两个方面来分析明朝制度的弊端，以及导致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的原因。

(一)伦理道德对帝国精神的统治

黄仁宇先生在书中提到：“我们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则依靠文牍。”诚然，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是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而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却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有着许多繁琐的仪式性活动，人们的思想也受到了很大的局限性。例如作者书中写到的李贽，他一心想要创造独立的思想和人格，他研究儒家、佛家、道家，他在重新考虑生命的意义，重建人生观之余不能再墨守成规，他追求自由，有志于改革和改造，却被时代所扼止，最终心中郁闷，在狱中以剃刀自刎。

政府施政的要诀，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这就说明了中国和西方政治社会层面的根本不同点，中国实行“人治”，而西方则是“法治”。在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中对中国的“人治”有过详细的介绍。在费孝通看来，中国可以说是“礼治”社会，而西方的“法治”是依据法律而统治。中国的统治依靠礼仪道德。这和黄仁宇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正是中国古代政府统治过多依赖于道德而忽略了法律的至高无上性，才导致了中国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转型迈向近代法治社会。我认为，我们应当理性的在国家治理中运用道德，一些简洁礼貌的礼仪规范，尊敬师长、孝顺父母等良好品德应当保留，而一些繁琐的如祭天、亲耕等仪式则可以简化为用心祈祷。处理好道德和法律的关系，以法律维持国家运转秩序，建立法治社会，而道德则辅助法律以维持统治。

（二）维护文官体系平衡对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

众所周知，明朝是一个重文轻武的社会，而在万历年间，官僚政治登峰造极，文官集团进入成熟阶段。黄仁宇先生认为，文官集团有双重性格，即名义上是人民的公仆，而实际上却是权力的源泉。所以，不论是从政治、经济还是军事，连皇帝都尽心竭力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下面欲从政治、经济、军事三个方面来分析。

（1）政治：

前面提到过，本朝的政治始终以“四书”中的伦理道德为主宰。但文官集团中的一些官员对“四书”中的内容一丝不苟，他们熟读经史，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为诩，南京都察院都御史海瑞就是其中很好的代表。而也有一些人视“四书”为具文，这就反映出了文官中存在的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体制上的罅隙。首辅张居正采取强迫的方式解决这方面的矛盾，而申时行明白文官的阴阳两性，采用中和的方式，可还是遭到了许多官员的不满，最终都被参劾。

全体文官只有互相合作、互相依赖、精诚团结、众志成城，政府各部门才能很好的运转，创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而这种体制上的罅隙，导致文官们不会再相互信赖，有时甚至互相攻击，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这就暴露了官员们之间很大的矛盾，反映出了明朝体制的弊端，而这也成了后来体制崩溃、王朝衰落的导火索。

（2）经济：

“四书”中要求官员简单朴素，但很多人做官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获得利益和财富。因为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就是读书做官，而这条路可能需要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巩固自己的耕地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的耕地抵押权，由此而逐渐上升为地主，在经济条件初步具备的时候，祖孙才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所以一旦一个人获得了官职，就不得不接受宗族的拥戴，负起照顾宗族的责任。这就导致官员不可能简单朴素，难免会需要很多的额外收入，也就是地方官的“常例”。

洪武皇帝在二百年以前建立本朝，确立了整套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其主要着眼点在于保存一个农业社会的简朴风气。但少数文官想要刺激较为活跃的经济部门，就要在整个文官集团中另起炉灶，培养一批技术人员，其甄别、训练、管理、考核、升调也要和一般行政人员不同。可是这样，就会演变为两套不同的法令和两个不同的组织，而文官集团只能有一种传统性格，这个集团又是本朝实际上的统治者，它就必然会以自己的性格作为标榜，责成全社会向它看齐。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也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海瑞想要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想要限制富户过多占有土地、缩小贫富差距。当时农村的许多富户以及一些有积蓄的自耕农，都利用高利贷侵蚀获取他人的产业，许多农民由于急需而以这种利率极高的贷款来饮鸠止渴，在多数情况下难于自拔，所抵押的田产也随即为贷方接管，这种情形在当时已经成为社会风气。海瑞卷入了大量这样的纷争之中，孤军奋战，遂使自己陷于不能自主之境。随后，海瑞受到了许多人的参劾，最终被迫辞职回乡。

当时的财政制度，政府规定了按面积征收田赋，不论是一开始的按累进税的原则分配服役名目，还是后来使用的计亩征银的“一条鞭法”，都对人们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政府当时单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来扶持民众，而不靠技术和经济的力量。这种财政制度就导致了财政经济的凝固化，而一方面这又是为了维护文官制度的统一和协调，而文官集团在此时又有着罅隙，这就又体现了制度的弊端，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了中国近现代落后于世界的步伐。

（3）军事

我们帝国的文官，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而就武将来说，他们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这就体现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而本朝从洪武开始，就具有重文轻武的趋向，在一百年之后，武官的社会地位下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

本朝的军事极其败坏，在面对倭寇入侵时，就是中国的外行对付职业化的日本军人。于是，大将戚继光就开始组织他的新军，想要建立一支拥有铁一般纪律的军队，消灭倭寇，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受到了许多障碍，高级将领没有实际权力，各边镇总兵官都要受当地的文官控制，军队的粮饷补给，也来源于地方政府的侧面供应。好在戚继光受到了首辅张居正的支持，张居正甚至企图赋予他以这一军区统筹全局的权力，拟议设立“总理蓟州军务”的官衔，这就导致各种议论纷至沓来，而这成为他后来遭到参劾的原因之一。大将戚继光即使在剿灭倭寇、训练军队、以及后来在蓟州境内建造堡垒有着极大地贡献，而在张居正去世之后，他一生的经营也大都付之流水，不久之后，也被作为首辅的党羽被参劾。

大家都知道戚继光是一位卓越的将领，一位极端刚毅果敢的军人，也是一位第一流的经理、组织家、工程建筑师和操典的作者。而他能够有一定成就的原因在于他也精通政治间的奥妙，当时我们的帝国不允许在军事上作全面的改革，戚继光就学会去妥协，他善于在技术上调和各式各样的矛盾，让先进的部门后退，使之与落后的部门不至相距过远。他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没有把一些人事上的才能当成投机取巧和升官发财的本钱。而他的不幸遭遇是因为他在一镇中推行的整套措施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而同样是这一年，西班牙的舰队，已整备出征英国，世界局势如是，而我们一个古老的帝国已失去重整军备的最好时机。

由于道德至上对帝国精神的统治，我们这个实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弊端不断暴露，许多事情没有法律的标准，只是依据伦理道德，这就导致事情的裁决缺乏说服力和一定的公平性，引起部分人的不满。而文官集团在本朝占有极高的地位，也导致了经济的凝固化、思想的禁锢以及军事的衰败，不论是首辅张居正、申时行在政治上的改革，海瑞试图整顿经济，还是戚继光改革军事制度，都受到了文官集团的阻碍，而这又进一步导致了维护文官体系的罅隙。这种种因素都反映出了明朝制度上的缺陷，以及改革过程中的困难，所以不论张居正、海瑞还是戚继光、申时行、李贽如何去改革、拯救，甚至于付出生命，明朝都已经在一步步的落后于世界。

四、参考文献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费孝通《乡土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