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于1940年完成,随后《西西弗神话》于1941年完成。可以说这两本书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后者实践的展示,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叙述。在这部用来表现荒诞的小说中,加缪通过描述普通公民梅洛遭遇的荒诞情节,向我们展示了现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荒诞”和现代人独特的孤独感受。梅洛的角色承受着整个社会的压力,荒谬带来的痛苦无法减轻。然而,即使肩负着如此巨大的责任,作者却使得他的身份如此平凡。
“他不同于文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小生”主人公,那些著名的“小生”主人公如果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人世、投人与执着,不论是在情场上、名利场上、战场上以及恩怨场上。”正如柳鸣九所说,从角色立意上,默尔索已经与传统小说有所区别。对于现代主义文学来说,作家更倾向于写小人物的故事,体现个体于现世的挣扎。如果说传统文学乃至崇高的悲剧都是在情感的宣泄中达到理性的平和,那么加缪在《局外人》中所要体现的就是芸芸众生在悲观主义中走向反抗的境界。传统人物的英雄主义在此处已经不适用了,正因为默尔索是一个小人物,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才更能引起读者的怜悯与同情,加缪运用第一人称叙事,一方面是更容易表现默尔索的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另一方面就是要让读者更有代入感。当读者以自我感受来体现局内与局外的区别时,又怎能不对可怜的默尔索产生同情理解之情呢?
严格来说,默尔索从一开始并不是“局外人”,对外界来说,他只是一个陌生人。他什么都不在乎,不记得母亲的具体年龄,似乎也不爱玛丽。他内向而平淡。他似乎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但也正是这样一种叙述,使得加缪完美地把握了现代人的心理危机:缺乏沟通和内心空虚。梅洛不愿与社会有太多接触,也不愿独自保留自己的内心世界,这代表了当今时代人与社会之间的差距。当人们封闭自己,不与外界交流时,这个世界怎么能正常运转?因此,在描写“荒诞”的背景下,加缪也想描绘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心理状态。人们应该如何与社会和解,不管荒谬与否,他们首先需要的是沟通。
当然,在描述了第一部梅洛的“无聊”生活之后,这部小说开始达到高潮。默尔索因误杀一名阿拉伯人而被捕入狱。对于对他的审判,司法当局并没有从案件本身开始,而是关注他对母亲的态度,从而认定他是一个无情的人,并以法国的名义判处他死刑。我们可以说梅洛是错的,但是这种错误在荒谬的掩盖下成为了“正义”的体现。从这一刻起,梅洛已经真正成为了“局外人”。如果糊涂的过去梅洛是他的“局外人”,他把自己的身体交给这个无聊的世界,让他的思想到处游荡,这时他就成了他自己案件的局外人和整个社会的局外人。
但默尔索并没有因此变得萎靡,“人身自由在被捕后受到限制,一件牢房几乎划定了他仅能自由活动的范围。但是默尔索的思维活动渐渐活跃起来,心理空间由受到压制到肆意蔓延。”在狱中的时光反而成了默尔索思索自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囚禁,不如说这是默尔索自身的觉醒,在狱中的思考令他明白了生命究竟是什么,世界对于他而言是什么。默尔索带着对一切的通透,坦然的迈向了死亡。
当面对死亡的恐惧时,他突然意识到人们确实会死去。这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活中没有意义?死亡使他与世隔绝。这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如此地依恋这个世界。到处都是星星,有土地,有夏夜的味道。这时,他拉近了自己与世界的距离,让自己充分感受到世界的美丽。这是他在荒谬中找到的出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觉得自己从未与世界分离,幸福离他如此之近。」他不再感觉荒谬,他仍然极度清醒,但不再感觉一无所有,并且在与世界的相遇中,产生了更强烈的热情和爱。"探索生命本身,这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根据目前的情况,这就是默尔索发现的生命意义。“爬上山顶的斗争足以充实一个人的心。应该想象西西弗斯是快乐的。」就像西西弗斯一样,他逃离地狱,渴望世界。他用自己的行动向我们证明,个人追求幸福并非不可能。
这些学者已经明确了如何反抗荒诞。西西弗斯,即使他身受永远的惩罚,也从未放弃对生命的向往。对我们现代人来说,默尔索的心理状态可以说是熟悉的,好像它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心理。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找不到出路。重新审视生活,发现生活的快乐和价值。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这个世界上有许多荒谬的事情,但是面对它们,我们不应该是“自杀”,而应该是勇敢地面对困难。生活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我们想思考的是如何更好地过每一天。正如那句话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我了解了生活的真相之后,我仍然热爱它。我认为这正是局外人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