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俗文学史——唐代的民间歌赋》

读《中国俗文学史——唐代的民间歌赋》

说到唐代文学，想到的是写“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的王勃，是写“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李白，是写“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甫，是写“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孟浩然，是写“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李商隐……说唐代文学“俗”？哪能呢？

不过这个观点在我看了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之后，就被我自己推翻了。郑振铎先生说，凡不登大雅之堂，凡学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可见之前我列举的都是“已登大雅之堂”的例子，那么说“俗”，“俗”在哪呢？

首先，是概念上的问题——我们常说“唐诗宋词”，但唐代不是只有“诗”这一种文体，只是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在士人之间更为流行罢。其次，是关于“俗“的问题，”俗”指的是“通俗”，“俗文学”指的是就是民间的，大众的文学，而不是想当然的理解为“庸俗”二字。

胡适之先生说道：“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找，应该向那旁逸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正统文学反应的多是士人们的所见所感，在士人眼中对于市井百姓的“文学”’，是多多少少带着些许鄙夷的，再加上民间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奔放、粗鄙的，与士人一贯遵从的“雅”是相悖的，故使人对“俗文学”带着不屑之感。但是又有哪一种正统文学不是“俗文学”发展而来的呢？

传说白居易为了让自己写的诗人人都听得懂，每写一首诗都要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念念，老太太能听懂，就留下，听不大懂的，就改到听懂为止。但实际上，白居易的诗的确还不能算通俗诗，就像郑振铎先生说“他们还不够通俗，还不敢专为民众而写，还不敢引用方言俚语入诗，还不敢抓住民众的心意和情绪来写。”顾况则敢于引用方言俗语入诗，“带水摘禾穗，夜捣具晨炊。县帖取社长，嗔怪见官迟。”其中“嗔怪”用得极好，带着些许埋怨之意，是比较世俗的词语，而这一词在士人中也几乎是不见的。

而王梵志在《家中渐渐贫》中更是直白的写出“家中渐渐贫，良由慵赖妇。……频年勤生儿，不肯收家具。”这样的诗句，将家中贫困归结于家中妇人“勤年频生儿”，又怪其“不肯收家具”，将女性的生殖器官比作家具，这种粗俗又上不了台面的俚语是万万不会出现在士人的笔下的，更不可能被上层知识分子传颂，但因其通俗的比喻，在民间又是得以广泛的流传。“富儿少男女，穷汉生一群……积代不得富，号曰‘穷汉村’。”简单的话语就指出家庭的贫富与孩子个数有很大的关系，放到几十年前的“计划生育”都依旧适用。

民间的词较之诗便要显得文雅得多，但依旧有着初期“词”的朴素。如郑振铎先生列举的《鹊踏枝》“几度飞来活捉取，锁上金笼休共语。”中将闺中思妇和“灵鹊”的以词的形式再现出来，把出纯朴妇人思念丈夫的情形便显得淋漓尽致。

此外还有“俚曲”这种文体，有《叹五更》一首、《十二时》两首，以三言、五言、七言地组织起来，格式简单易记，自然得以在民间流传，当然士大夫也是看不起这种文体的。佛教的传入与发展对这个时代也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如《南宗赞》便是带着浓浓的佛教意蕴，更不说这些典籍都是出土于敦煌石室的了。

唐代的赋，在此时被利用做为游戏文章一体，在民间颇为流行，在赋中往往会包含一些机警的隐语，也是民间作品里常有的。在敦煌文库里，亦有长篇的叙事歌曲，这些有完整的也有残缺的，充分展现了唐代俗文化的繁荣，这些叙事歌曲的发展与唐传奇的产生有着必然的联系。

正是有了这些市井中的“俗文化”郁郁葱葱的发展才孕育了多姿多彩的雅文学，也给广大的市民打开了娱乐与学习的大门。唐代的俗文学对后世的发展也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戏剧、变文、唐传奇等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认为文学作为一个传播知识和娱乐大众的事物，就是要积极吸收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内容，不把文学简单的做“俗”与“雅”的比较，才能真正的使文学起到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