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性

人、文、性

——浅谈魏晋风度独特审美内涵

一、人的觉醒

作者开篇即对时下把魏晋时期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其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归为腐朽反动的论调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且认为“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1]思想的活跃、思辨哲学的空前发展以及“突破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2]不正是该时代人的内在意识觉醒并发展的最好印证吗？相比于迷信繁琐的汉儒、清醒机械的王充，该时期出现的以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正说明了人的内在意识在该“解放历程”中的不断完善和体现。

作者把“人的觉醒”归结为魏晋时期新思潮和反应在美学上同一思潮的共同基本特征。相比于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讳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魏晋时期是强烈凸显人的内在意识的时代转折点。战祸不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门阀士族当政的动乱时代背景造就了敏感、直接和清晰的文艺和审美心理，人的觉醒在错综复杂和曲折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和实现。

“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3]一改两汉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之风，被钟嵘评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在对人事、享乐以及日常生活的咏叹中更加直抒胸臆，表达人生诉求，感慨生命之短、人生之无常。从建安直到晋宋，对生死存亡的凝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几乎成了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三曹”、阮籍、陆机、刘琨、王羲之等人的诗中透露出对人生的执着，这种执着表面看来悲观、消极、颓废，但其深藏对人生、命运、生活、生命的无限留恋和强烈的欲求。反思即进步，内在人格的自我觉醒促使他们对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讳宿命和经术等充满着质疑，然后深刻感受到：只有生离死别，生命短促才是真的、可信的。因此，才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等体现了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

人的觉醒意识也体现在该时代讲求脱俗的风度神貌的美的理想。不讲求表面的，而讲求内在的、实质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是该时期审美内涵的高度体现。非圣无法、大遭非议的“竹林七贤”之所以被嵌入庙堂壁画，成为人们的理想和榜样，正是因为“人们并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风神和精神状态，受到了尊敬和顶礼”。[4]

“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濯濯如春月柳”、“谡谡如劲松下风”……句句读来赞不绝口，画面感极强。这种夸张地对人物风貌的形容品评正是当时漂亮的外在风貌衬托出内在高超人格的审美趣味。试想当今信息化、流量化时代审美，韩范女团、男团层出不穷，妖魔化、媚俗化偶像形象不断刷新大众审美下限，“选美热”背后的标准也一度成为大众讨论热门话题，“颜值控”、“小鲜肉”受到极力追捧，大众审美一步步趋向表面化、空虚化，与魏晋风度所提倡的内外兼具、超然品格与脱俗风貌审美内涵实在是相差甚远。

二、文的自觉

“如果说，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是它的新形式”。[5]这种新形式最早是由曹丕作为标志而开启的。曹丕作为皇帝，拥有且不满足于极高的地位并以精神层面追求的新观念不断发展和影响世人，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之象。从荣华富贵世代沿袭，到感悟情感、思想、品格的永恒，再到，“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的价值和意义，魏晋之文逐渐向前、向深处发展，讲求文辞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别，文思的过程等。

作者用“这大概是中国美学史上的头一回”来称赞陆机《文赋》对创作类别特别是对创作心理的专门描述和探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的“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更是把诗文的起源联系到六经并抬到了哲学的高度，足以代表这一这一历史时期对文的自觉的美学概括。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创作题材上的追求自然趣味也反映了这种自觉。文学的形式不断丰富，给后世提供资料和借鉴。魏晋的五言诗体是极具代表性的，而曹植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也是因为从他起，讲究诗的造词炼句，如“高台多悲风”的起调多工，“朱华冒绿池”的精心练字，“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的对句工整，“孤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的音调和谐，“去去莫复道，沈忧令人老”的结语深远……也正因如此，他才能作为创始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线。

魏晋之文正如作者所说，“药、酒、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才构成魏晋风度”。[6]

三、性的慷慨和平淡

在如此战乱、动荡残酷的时代背景下，大多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难免遭遇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的风险，且大多著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被杀戮和迫害，也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血洗和身家丧尽，他们才有了夹杂着无边恐惧和深重哀伤的人生慨叹。

身处那个时代的阮籍与陶渊明显然是两种处事之法，一个“忧愤无端，慷慨任气”，一个“超然事外，平淡冲和”。隐而不显是阮籍诗的独特之处，然而这背后却包含了他多少欲下笔却无从书写的巨大矛盾和痛苦。作为竹林名士表面的潇洒放荡难以掩盖内心深沉无边的痛苦和无奈。颇似无聊却又极端慎重，饮酒大醉拒绝联姻，能够将政治迫害的疼痛哀伤表之以深沉华丽的，恐怕也只有他了。

与阮籍一样，陶渊明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采取政治性避退，但也只有他真正做到了。他自觉地退出了政治漩涡，并在诗中表达了自己的志向“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把精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自然田园景观在他的笔下不是简单的哲理思辨或者观赏物，而是真正成为了生活和趣味的一部分。

[1]、[2]、[3]、[4]、[5]：李泽厚.三联书店.《美的历程（魏晋风度）》2009.P89、P89、P92、P95、P99

[6]：贾丹.《论魏晋风度之雅量》.皖西学院学报.2017

[7]：顾农.闲谈魏晋风度与文学.文汇报.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