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文学”的定义与再思考

“俗文学”的定义与再思考

——《中国俗文学史》读书报告

什么是“俗文学”？书中一开头就给我们作了解释:

“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1]这里，郑先生把俗文学（通俗文学）与民间文学、大众文学等作为相等的概念而并提。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这几个概念有很多共同之处，存在着密切的交叉关系，但又并不完全重合。当今学术界对于这些概念，还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

在郑振铎看来，“俗文学”蕴含了六个“特质”——“第一个特质是大众的”，“第二个特质是无名的集体的创作”，“第三个特质是口传的”，“第四个特质是新鲜的，但是粗鄙的”，“第五个特质是其想象力，往往是很奔放的”，“第六个特质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包括了五类“文体”——“第一类，诗歌”（“包括民歌、民谣、初期的词曲等等”），“第二类，小说”（“专指话本”），“第三类，戏曲”（戏文、杂剧、地方戏），“第四类，讲唱文学”（“变文”、“诸宫调”、“宝卷”、“弹词”、“鼓词”），“第五类，游戏文章”。[2]

郑振铎先生的此书是我国较早的一本俗文学史，也是有文学史书以来很少的这类书中最突出的一本。此书出版后，即有读者指出：“这一部著作，起自先秦，下迄清末，从大体说来，确是关于中国俗文学的非常完善的本子，尤其是许多参考书，为平常所不易搜求的，所以，材料丰富，引证广博。”[3]赵景深则进一步指出:此书“不特搜罗宏富，见解也是卓特的”。[4]

关于俗文学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书中认为它“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主要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向来的“正统文学”范围很狭小，只限于诗和散文,所以,中国文学史的主要篇章便不能不为”俗文学”所占领。在过去，小说、戏曲、民歌等，都被封建士大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但任何一国的文学史却都是以这些作品为中心的。

第二,所谓“正统文学”的发展，本是同俗文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很多“正统文学”的文体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成。像《诗经》,其中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五言诗、乐府、词、曲、诸宫调等等，也都是从民间产生出来的。

可见，作者正是从总的中国文学史(包括“正统文学”)发展的角度来指出俗文学的重要作用与地位的，并不是认为除俗文学外就没有优秀作品了，也没有否认优秀的文人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作者认为，此书的写作“只是研究的开始，而尚不是结束的时代”，[5]并希望将来能有机会加以修正。正因为此书是开拓性的著作,所以缺点与错误也是不可免的。

作者自己在1958年10月诚恳地(甚至是过头地)检查自己新中国成立前的学术思想时，仍然说:“《中国俗文学史》还自以为是有些进步思想的”。[6]我认为，此书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互为补充，鼎足为三，珠联璧合,都是研究中国文学史必读得基本典籍。

最近认真读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与之前读到的他的其他作品很不同，但却常常被他深厚的国学功底所折服。他在叙述中国文学作品时，好似信手拈来，全不露一点痕迹，有时也会用国外文学理论家的观点作一引证，读起来一点都不晦涩。从他的叙述语言来看，更是通俗易懂，将中国上至《诗经》时代，下至清朝的中国非主流文学作了客串和分析，一册在手，受益匪浅。

我常常在想，这一批“五四”前后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为什么既能写出杰出的文学作品，又能进行文学批评呢，对于他们来说，文本的写作和批评并不是两回事。就像郑振铎对汉赋的批评，并不像有一些文学史写作时提的那么高，而是就辞与赋的不同作了分析，认为赋“全然是模拟古人的作风的东西”，“上乘的杰作，实在很少”。我想，这恐怕也是赋作为一种文体没有流传下来的主要原因吧。对于其他文体，如歌谣，如民歌，如宝卷等等，对于这些文体和文体的评论，如行云流水，令人叹服。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p1

[2]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p4-p8

[3]曾迭.关于中国俗文学史中弹词部分的讨论.2001.

[4]赵景深.中国俗文学史.1999.

[5]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C].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6]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1958.

[7]朱康.中国俗文学史的俗文学概念解读[A].2006.

[8]王友胜.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史.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