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殖民主义视角浅析王家卫电影
姓名:杨雪专业:汉语国际教育学号:163070017
摘要:在作为被英国殖民长达100多年的香港地内,中西方文化交融碰撞,便催生了具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独特香港影视文化。在香港电影陷入文化迷茫,迎合西方的困局当中时,王家卫的电影在香港电影史上因其独特的拍摄镜头,蒙太奇色彩和殖民主义风格的音乐运用独树一帜。从《旺角卡门》的香港黑帮大佬之死到《一代宗师》的“认祖归宗”,王家卫带领着香港电影找到了一条出路。
关键词:后殖民主义;王家卫;香港电影
引言:王家卫的电影特色鲜明,极具后现代感和后殖民风格,复杂多变的叙事方式以及微妙的电影人物关系,这些都让王家卫在20世纪的导演中脱颖而出。而很多观影者都表示看不懂王家卫的电影,错乱的时间线,令人捉摸不透的台词。本文讲试以后殖民主义的视角来分析王家卫的电影。
一、王氏电影诞生的后殖民环境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高里维斯瓦那山把后殖民主义研宄界定为“研宄殖民权利和被他们殖民化的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追溯在双方社会的文学、艺术和人文科学中遗留的这种相互作用”。[1]在后殖民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赛义德的著作《东方学》[2]一书中,作者提出“东方主义”这一概念,西方学者长期将东方视为一种地理概念,也就是说,在西方自己作为叙述的主体,拥有话语权时,“东方”就成了一种被定义的符号,这里的“东方”便是西方单一叙事下的地理概念,其原因是整个文化话语体系中,“东方”的主体性缺失并被话语秩序的叙事所建构。[3]这里的东方被标以消极的特征,比如无声、沉默、专制、阴柔等,而作为主体的西方则是阳刚、自由、民主、文明的形象。尽管赛义德在书中表达了对于西方作为“主体”以一种向下的姿势看作为“他者”的东方这种姿态的否定,但“东方主义”的提出成为了某些西方霸权主义对东方进行文化侵略的借口,东方相对于西方是消极的,西方就有理由来“拯救”东方。
香港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殖民后,留下了极具西方特色的审美观念和政治思想,结束被殖民的香港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了金融中心,重新连接上了大陆黄土下的“根”,此时的香港处于一种迷茫的,没有归属感的时期,再加上香港小岛式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岛屿式的无根文化现象,于是香港电影多为功夫片,武打片、黑帮片,这些看上去没有深刻文化含义,仅供娱乐消遣的香港电影中,不经意流露出香港人在经历了殖民之后的复杂心理,一方面是香港在追寻自己的历史文化,如花样年华里苏丽珍穿旗袍的意象,《东邪西毒》中对金庸小说的改编;一方面也是在迎合西方观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在王家卫早期作品《旺角卡门》中还是没逃过屈服于西方对于东方“功夫”“古惑仔”这类作为“他者”的审视。
二、王家卫电影人物的“身份认同”
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4]中提出,“想象的地理和历史”(例如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们讲述的故事)有助于“精神通过把附近和遥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以戏剧化而强化对自身的感觉”,“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存在方式”。在1997年7月1日香港由英国交到了中国大陆的手里之后,香港的身份便陷入了一个尴尬且迷茫的时期。一方面香港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等与英国血肉相连,一方面其文化之根又在中国。此时的香港人产生了一种“飘零感”,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他们便产生了一种对于变化无常的惶恐,于是只能在这两种交融的文化中以活在当下的方式生产出“及时行乐”的香港影片,例如一些刺激的功夫武打片,黑帮片等。而王家卫电影里的角色,大多数角色都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的,有的角色甚至只有一个代号,如《堕落天使》里的天使一号(黎明饰),《旺角卡门》里的阿华阿玉等。这些角色在灯红酒绿人来人往的街道上,潮湿又拥挤的香港居民楼里,再饱和的色调,充满殖民风格的音乐都填不满这些角色孤独迷茫的内心。在1990年的《阿飞正传》里,阿飞是由一个上海女人抚养长大的上海移民,养母因为害怕阿飞得知自己生母的消息后会忘记她,便一直隐瞒阿飞生母的消息,可是阿飞一直想去找自己的生母,多番周旋后终于在菲律宾找到生母的住处,但母亲却不愿意见他,那天他愤而离开,走在栽满了椰树的小路上,迈着急促而愤怒的步伐,逆风鼓起他的衬衫,像是一只随时要起飞的鸟,正如影片开头阿飞的那一段独白一样“我听人家说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的累了就睡在风里。这种鸟一辈子才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死亡的时候。”阿飞这样一个身份模糊,四处飘荡的“失足鸟”的角色,就像是王家卫自己的身世,也像是香港在即将回到祖国之前,被割让,被接回的一种手足无措,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只能随着风不停往前飞。《春光乍泄》里的黎耀辉和何宝荣是一对同性恋,在电影开头的宾馆床戏中可以看出黎耀辉是“性”的施者,而何宝荣是受者。而在后面的两人关系中,黎耀辉一直是一个敏感内向,温柔又渴望被爱的形象,打扫房间,为何宝荣擦洗身子,在何宝荣流浪过后的一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就能无条件原谅他,这些行为通常在两性关系中被视为女性特有的。何宝荣则相反,多情又情绪化,在这段感情里把握着掌控权。在第一场何宝荣教黎耀辉跳舞的镜头里,两个人的手式都是男士的“搂腰”式,第二场厨房共舞里面,何宝荣用的是女角的手势,而黎耀辉又是男角的。所以如果陷入一个关于他们两人性别的二元对立之中,那就中了王家卫的圈套了。很显然这部电影中两位主角的性别或是说性向是不明确的,这样的爱情则显得更加纯粹。两个流浪在阿根廷的人不断寻找自己,却发现所有关于“男”与“女”的定义像伊瓜苏大瀑布两个空镜头一样混沌模糊,正如1997年的香港一样,关于香港的概念都是西方的单一叙述,又或者是中国大陆这个“亲生母亲”因与香港的分离而对其误读,这些都让香港更加迷茫且有一种不被理解的惶恐不安,所以王家卫的电影都在诉说一种因为不安定的微妙拒绝。如《东邪西毒》里的“从小我就懂得保护自己,我知道要想不被人拒绝,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拒绝别人。”在经历了诸多飘零之后,香港逐渐变得没有安全感,于是在面临选择的时候总是表现出对未知的恐惧不安。
三、被“他者”的反抗
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赛义德号召人们进行话语权的斗争,改变以西方为叙事主体的现象,掌握平等的话语权。重新掌握话语权的方式有很多,如重新从自己的根源文化中汲取元素,改变被殖民化的语言等等。王家卫的电影中,早期的《旺角卡门》带着一种香港黑帮片的俗套,电影中的打斗场景也像是在迎合西方话语权下的下等、低级、野蛮等对东方的认识。在后面的《东邪西毒》《花样年华》《爱神之手》以及《一代宗师》中,王家卫融入了武侠、旗袍、上海、咏春等元素,在加上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就构成了萎靡、边缘而又有反抗精神的王氏电影。如《东邪西毒》是一部打破传统的武侠片,电影中没有血肉横飞的打斗场景,只有大片的黄沙被风卷起,或是如水墨画一般的布景中,张曼玉摇着扇子看着远方,颇有“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意象。再如筹备八载,历时三年的《一代宗师》,静默之下的浩荡武林之“气”与那一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无不表现着中国人的含蓄传神,重在制造“意境”的独特美学视角。
四五十年代上海一部分商人南下到了香港,带去了复古摩登的小资生活,改变了穿中山装的香港人,这两个同样消化了近100年的西方近代文明的城市,如一双同命相怜的兄弟。在香港文化经历硝烟过后的自我修复时期,上海便成了香港怀旧电影的一面镜子。2000年的《花样年华》就是一部具有浓厚的上海味的香港电影,这部电影中王家卫一改之前电影里的冷色调,改用大量的红色、黄色等暖热调镜头。电影里的女主角苏丽珍每次出镜都会换一身旗袍,再加上饰演者张曼玉妙曼的身姿,海派的发型,无不让观影者惊叹。旗袍是最具有上世纪60年代中国女性特征的东西,穿在张曼玉身上更凸显了其高贵优雅,从她那一句“我和他们不一样”可以看出苏丽珍是自视高贵的,仿佛是一种王家卫对于中华民族审美的骄傲的隐喻,这些绝美的旗袍不仅唤起了香港人对于中国传统审美的记忆,同时也成功地转被动为主动,同西方争夺话语权。
结束语
在香港电影一度辉煌的时代,王氏电影因其破碎的时间与空间与带有殖民风格的音乐和色彩书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笔,由于后殖民主义的政治性,在评价王家卫的电影的时候,难免参入权力、历史等因素的讨论,这样一来便会降低电影本身的艺术性和观赏性。再加上不可避免的“感受谬见”和“意图谬见”,也可能会对王家卫的电影产生误读。但王家卫曾经说“我发现自己一直在说的,无非就是里面的一种拒绝,害怕被拒绝以及被拒绝之后的反应,在选择记忆和逃避之间的反应。”这样的情感,是无论什么视角之下的,与历史无关的人类永恒之话题。
参考文献:
[1]张根铭.对王家卫电影的研究——后殖民视域下的考察[J].大众文艺,2013(24):204.
[2]张雪.后殖民视域下的王家卫电影[D].华中科技大学,2009.
[3]王永佳.试从后殖民主义视角浅析近三十年香港电影[D].兰州大学,2013.
[4]张慧瑜.王家卫的大时代与《一代宗师》的中国想象[J].电影新作,2013(02):50-54.
[5]史苑.文化视阈中的“潜意识”:香港电影之老上海情结探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0.
[6]郑迦文.作为香港文化镜像的王家卫电影[D].贵州师范大学,2006.
[7]牛峰.解析王家卫电影中的色彩艺术[J].电影文学,2013(17):49-50.
[1]高里维斯瓦那山(GauriViswanathan),《分界线之间:南亚和后殖民性》,TempleUniversityPress.1996年
[2][以色列],萨义德,《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5月
[3]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626006/answer/41814776
[4]以色列,[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10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