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文集七篇

《万历十五年》——太平下的危机

学校：四川大学锦城学院专业：汉语国际教育姓名：杨雪学号：163070017

一、引言

最近有新闻报道称北京小学生用大数据来研究分析苏轼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以这样的方式来推测苏轼创作时的心理活动，这样的方式将以多个细微的，不易察觉的数据单元进行整合统计，最后推算出苏轼自己都不一定知道的内心世界最隐蔽的部分。而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所写的，也是由明朝所发生的一些不易被察觉的细枝末节慢慢如水波一样扩散开来，最后造成这个在一开始文官武官精英汇集的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落幕。《万历十五年》这本书最出彩之处在于黄仁宇先生将学术通俗化，将历史文学化，而后又以他的大历史观对于后来的中国政治以隐喻的方式作出警示。所以这本书的成功和价值也就不言而喻。

二、内容概述

翻开《万历十五年》的目录可以看到，整本书围绕着明朝的六个重要人物，分为七个章节，以叙事的手法来写明朝宫中那些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动荡不安的人心以及明朝百姓因经济体制全面失效而苦不堪言的生活。像本书开篇写的那样，全年并无大事可叙，所以并无历史学家注意这平淡无奇的一年，然而就是在这一年里，代表着不同地位，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思想的六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与“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政治制度作斗争，因立太子而消极怠政的万历皇帝朱翊钧，权倾一时的首辅大学士张居正，看透一切想要平衡文官之间阴与阳的后继首辅申时行，清官楷模海瑞，大将军戚继光，和当时的名士思想家李贽。但遗憾的是，他们在个人与体制的战斗中最后都以悲剧收场，造成这些人物失败的原因在于“当日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黄仁宇先生以独特的视角讲述了这一切的因果。

三、理论与方法

从“文学生产——艺术价值——文学消费”这一流动系统的社会学视角来看，《万历十五年》中的种族、环境和时代三个因素体现地环环相扣且清楚。其中涉及的问题都是围绕着中华民族在明朝政治体制下皇宫中所发生的一切来写的。《万历十五年》虽然是一部研究史学的书目，但是其叙事方式和语言又有着小说通俗的特点，在不歪曲事实的情况下又包含了作者个人的思想内容在其中。

《万历十五年》里的大历史观，以明朝的衰亡为一个时间点，往这个时间点之前看我们能根据历史文献知道的促成明朝衰亡的原因，往后看则是掌握历史的经验甚至试图找到规律，中国未来将会如何发展，以及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一个隐喻和警示。

四、扩展讨论

《万历十五年》被一些学者称为一部“明朝失败史”的合集。在明初期，朝廷之上文官武官精英汇集，政治体制成熟，法律条文也足够全面，思想舆论文化高度发达，这样一个“太平盛世”之下，是如何走向最终的衰亡的？问题首先出在明朝的道德与制度的关系上。黄仁宇先生认为明朝之亡关键在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一切,而且还反对任何的社会变革,排斥任何异端思想,使得整个社会变得僵化,丧失了内部的改革动力,最终导致了灭亡。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原本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和和谐的儒教伦理,此时却成了历史的“罪人”[1]。那本来能教化人，提高个人素质的儒学又是如何成为这样一个罪人的？这又要从当时政治地位能与皇权较量的文官集团说起了。

这一批人绝大多数是科举出生，多年苦读儒家道德经典，经过层层殿试进宫担任各种文官职位，优秀者可被任命为大学士。万历年间的君主制有别于历朝。万历时代的所有皇室支系，包括皇帝的叔父、兄弟以及除皇太子以外的儿子，一到成年就必须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地(谓之藩)去。这种类似放逐和圈禁的制度，为万历年间的文官集团提供了许多历史机遇。[2]他们熟读儒家道德，将这作为国家的法制，用道德甚至宗教崇拜来稳固这个帝国。然而道德只是一种自发的，软性的约束，人却不能控制自己阴与阳的两面性，即使是将儒学烂熟于心的文官也是这样。于是在万历年间，皇帝、两位大学士、清廉文官海瑞、武将戚继光还有思想家李贽都试图改变这僵硬死板却又根深蒂固的传统糟粕，然而遗憾的是个人的力量与这样一个官官相护的集体抗衡实在是太艰难了。

所以说问题不是出在儒学本身的，文官集团企图用儒学道德来实现帝国上下思想的统一，以这种本应该作为自我要求的道德伦理来作为法制依据，以此巩固整个国家表面的和平安宁，且整个国家的宗旨是“只是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荒所迫，在勉强温饱的低标准下维持长治久安”[3]。整个社会由迂腐的文官集团统治着，他们要求别人要道德，自己却在体制中吃甜果子，整个帝国大厦就这样被一步步蚕食而空。但是放在现在的社会，受科学、法律制度观点的影响，大多数人不再相信巫术，此时的我们是需要道德的约束来维持社会和谐的，但这种和谐不是靠统一所有人思想做到的，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人的阴阳两面性，需要复兴的是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打破道德悖论，通过这种复兴来医治由于现代化带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创伤，重新塑造我们民族的伟大形象。

五、评价

（1）历史著作的文学性

《万历十五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写作特点迂回于商业性与学术性之间。在《〈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一文中他曾留下这样记录:“此书初稿完成于1976年夏季,仍在‘四人帮’执政时代，当然不能盼望在中国出版。即使是英文版，也经过无数挫折。”[4]也许正是这样的时代特点，更印证了他书中的隐喻。作者以一种文学性的开头，拉开了历史的序幕“这一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开头的这一段描写，瞬间把读者拉进了北京街头，甚至能感受到那里能哈出白汽的温度。整本书的叙述都是通俗化却又蕴含深意的，前面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事件可能就是造成巨大结果的主要原因，就像树的年轮一样一圈圈展开来。以及后面的“表面上在南宫的悠游岁月，实则乃软禁……”将故事中的人物刻画成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其理性叙事都表现出了事情变化都有其背后都有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原因，而不是按照道德的标准痛斥那个时代的人的做法。书中作者还表现出对万历皇帝人生的同情。历史上认为万历是一个被文官操控的，晚年不作为的懦弱皇帝，而在作者笔下，这是一个从小就忍受着道德礼教，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职责，克制自己本性的欲望，非神却被要求为神的可怜人。除皇帝以外的五个人，黄仁宇都以自己大历史观的视角，摘掉了我们的有色眼镜，还原了最真实的历史洪流中挣扎着的人们。

（2）大历史下人物的血与肉

万历不满十岁就登上宝座当了皇帝，在这之后到他施行“无为”之政之前，他一直根据封建礼教以“天子”的身份参加各种祭祀、庆节活动，检阅军队，接见使臣，小小年纪的万历皇帝做的无不得体。他虽贵为天子，却十分听从大学士张居正和大伴冯保的话。这样一个单纯的，尽职的皇帝，表面为万人之上，实则处处被文官集团以各种封建礼教控制自己的天性，他们剥夺皇帝选择皇太子的权力终于触怒了他，于是他便采取“无为”之治这样的儒学本身来与信奉儒学的文官对抗，他的心再也不为任何事所动了。文官们只把他当做统治的机器，把他关进笼子里，从未真正关心过他。抛开那些历史，谁都会心疼这样一个真正对全世界失望却还要活着忍受痛苦的人吧？张居正是明朝最卓越的政治家，他在帝国大厦快要倾倒之时一手扶起，却在死后被人抄家。申时行被人们认为是最懦弱无能的大学士，他性格温和，以身作则，在他一再忍让的表象之下，是他看透了文官阴阳两面性的大智若愚。还有信仰自由的思想家李贽，在任何时代思想超越时空的人都只能是高亢又悲哀。这本书中，黄仁宇先生没有把他们的人生冷冰冰地解剖，而是站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之下，客观且有人情味儿地分析，使这一部历史著作有血有肉。而这些鲜活的人物，也正说明了中国自身情况的特殊性，他们代表着政治中不同的位置以及不同的思想和治国方法，以他们为代表，以小见大，“幅员辽阔，情形复杂”的中国可在这其中窥见。

（3）《万历十五年》的大历史观及其启示

“大历史观就是将以往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在作比较，再用现在所发生的历史与未来做比较，从而对未来社会的走向做出一定预测的历史观。”是对大历史观的基本定义，黄仁宇先生将明朝历史的内在逻辑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结果比较，再用现在预测未来。虽然书中并没有明确指出或者评论中国当时的政治，但是在某些程度上有其隐含的警示意义。比方说明朝文官所维持的，是一个农民生活和谐，思想统一，政治稳定永不变更的社会，海瑞，戚继光等人试图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面变法，都没有成功。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里，在面对一些不稳定的情况的时候，也是以牺牲局部维持整体和谐，牺牲公平保持效率。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做法是静态的，强制的，其必然导致不公平的情况发生，人民一旦不能忍受这样的高压，社会就会开始动乱，再以强制性的方式镇压，只会导致恶性循环。还有就是单一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的。它要求人民同质化，力求表面的和谐，但自身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监督，于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统治者首先想到的就是掩盖问题。“当体制严重脱离现实，体制又不能自我否定时，体制所能够作出的反应只能是将现实拉回最初的状态。”[5]这样一来，体制就只会面临分崩离析。这些从大历史观出发的观点，于古于今，都有着重大的启示作用，可以说是有理有据的预言了。

参考文献：

[1]黄仁宇·《万历十五年》[M]·北京·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2]周月·由《万历十五年》浅谈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现状[J]·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大理学院·2013年5月

[3]徐勇·儒家伦理道德的悖论——对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思考[J]·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02):109-113.

[4]魏得胜·万历皇帝与他的文官集团[J]·文史博览·2008,(06):60-61.

[5]大历史观·百度百科·https://baike.so.com/doc/8548115-8868746.html

[6]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

[7]古籍·《明神宗实录》·据广方言馆本补用嘉业堂本校·

[1]中国·徐勇·《儒家伦理道德的悖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上海市·2010年·第1页

[2]中国·魏德胜·《历史博览》·中国知网·2009年·第1页

[3]美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15年第303页

[4]美国·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和我的“大”历史观·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15年

[5]中国·由《万历十五年》浅谈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现状·周月·2015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