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温柔的人往往最执拗

最温柔的人往往最执拗

——关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读书报告

猛兽总是独行，牛羊才成群结队。

这句话来评价先生最为生动。我甚少去向旁人推荐先生的作品，一是在自我既定印象中我一直深信先生正是伟人，毋庸置疑。二是先生自身的民族意义太过深厚，我理所当然地认为先生自当是人人心中的民族英雄，无需我再去向旁人推荐。

这篇演讲稿的诞生背景是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四一五”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之后，先生的许多学生也惨遭杀害，为表愤懑与抗议，先生毅然辞去中山大学一切教职。在那个一个自身处境都十分危险的情况下，先生仍在这次演讲中曲折地对国民党暴政作了揭露和讽刺。只看演讲稿的题目，大抵好像只能算作是一篇研究角度新奇的论文罢了。可当你通读以后便能真实深刻地感受到先生“跳出时代看时代”的先知视角。

从汉末至魏晋六朝，中国经历了一个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精神领域上却极其自由解放的时代。四百年的礼教崩塌，老庄思想盛行，玄学产生，人们开始挣脱不合理的礼教，追求自由，讲究“纯任自然”，“托杯玄胜，远咏庄老”。先生以时间为大线索，在简述如上魏晋南北朝的时代特殊性的大背景下以曹操这个典型人物为首展开对魏晋风度的分析。且一改世人对曹操的负面评价，以文学、时代的角度去评析曹操于文学史做出的贡献。点出曹操作品简约严明的清峻风格，及通脱慷慨的思想感情表达对后世诗人所奠定的潜在影响。他不固执且大胆，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如此一位不居于礼教的通脱之士，却以不孝的罪状杀了“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者，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便借故将他杀了。

后沿着时间线，又讲到明帝的何宴。如说曹操是好酒，从“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那何宴便是吃药的师祖。（先生这里说何宴是吃药的师祖，后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张海英、张松辉著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知识性错误》指出了先生的错误。）由何宴吃药引申到魏晋“散士”后流于表象上的穿宽大衣物及木屐的现象，再到也服药且脾气暴躁的嵇康。先生从这批文人志士的饮酒、服药的生活习惯上着手，去分析他们身上所有的不同但又共通的魏晋风度。相较于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披着名教虚伪面纱而做出的行翦除异己之作为，那以嵇康和阮籍为代表的“竹林名士”则随性温柔的多。

最后到东晋的“田园诗人”——陶潜。纵是有着本真本然之称，但在《陶集》中的《述酒》一篇，谈及政治，仍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只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

“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的确，如有表达，就仍是有所求。真正不言之人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先生在原文中这样讲：“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尚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代所谓崇尚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象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初读这番话的前几句我是全然不解的，为何崇尚礼教之人实则是在毁坏礼教，表面不居于礼教甚至毁坏礼教者又实则是太相信礼教。直到读到这段言论下先生的解释，我一边惊叹于先生异于常人的洞悉力，一边钦佩于先生敢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处境中透过魏晋时期的表面现象去揭露国民党的黑暗暴行统治的魄力。他总是能过于冷静的跳出时代去思考，且他永远不持观望态度。他不是旁观者，他更像是那个时代乃至现今的医者。用文字去治愈麻木不仁的人心。正如那批具有魏晋风骨的名人志士一般，宁死不屈，即使背负着世界的不解，也要讲，也要说。天才总是孤独的，猛兽于牛羊而言也总是异类。他勇于敢于站出来去评论、去抨击、去揭露，他愿意做那个站在舆论中心的人，甚至不用饮酒或是服药作为避世或保身的依托，先生那一腔激昂的救民族于水火的深明大义便足以支持他屹立为一座坚挺的丰碑。

魏晋风度是通脱的，是自由的，是随性的；是不拘泥于传统的，是不苛责万物万事的，是以最柔软的反抗去对峙最强硬的统治的。他们都是我心中放浪形骸、自由不羁的代名词，他们随性且温柔，平和本真的以赤裸澄澈之身去应对那个畸形教化的时代。有人说他们是负面的，是为了反驳而针对的。但上善若水，最柔软的亦会是最坚硬的。现象不一定能够反映本质，他们甘愿做独行的猛兽，孤独地抵抗时代的异化。

温柔随性只因执拗于苍生安康。

魏晋风度是，先生亦是。

最温柔的人往往最执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