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刘邦在《史记》中的人物分析
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对于汉高祖刘邦的描写,后世众说纷纭。我们虽然必须承认司马迁对于史料的记录必须要受到政治因素的压力,但我们却依然可以窥见字隙间的春秋。
作为一个没有什么身份和钱财的乡下亭长,为什么可以如此胸怀大志而具有旁人没有的独特气质?为什么他可以脱离原本生长的土壤,而自己在别处生根发芽?
首先,《史记》先用祥瑞等事解释了刘邦从乡间泼皮“刘三”到有人生目标这样一个状态的刘邦。好像刘邦的觉醒应是受到了上天的指引,但是这种现象从其具有的实用性来看,就算是在科学水平落后的古代社会,也是值得质疑的。因此,祥瑞的出现应该更多的归为司马迁对于统治者神圣性的渲染,和对于其地位的尊重以及对于编纂史料传统的尊敬。而作为刘邦身上的“异数”除开为了暗示其为天选之子之外,也自然对于刘邦的本性,有所体现。
在描述刘邦的性格时,司马迁用“意豁如”,“大度”等词点出了刘邦的部分形象。而我个人觉得,刘邦身上所具有的气质在其看到秦始皇仪仗巍峨之前,更接近于道家的思想。刘邦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好色嗜酒,狎戏他人之后的癫狂,而在对于金钱等物质条件的轻视。但是,其人生的转折点可以是那一句“大丈夫当如此也”,我们不敢说单凭一次所见所闻就足以可以改变整个人的人生轨迹,但是我们却可以看见这样其观念的悄然转变。从“出世到入世”的转折,是其个人精神世界的消解与重构,而历史机遇的到来,正是因为一个“新”的人的出现。但是个人性格与历史的发展却又呈一种此消彼长的螺旋上升的状态,因此如月之消长,各有值得评说的地方。
对于刘邦的人物性格有一个质变的节点。在他还没有作为将领的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无所顾忌的无赖精神在过活,这种精神显然不能归在他的领导力中去。但就在他观到雄伟壮阔的权力时,他对于权力的渴望就将他从原先如静水般的生活中脱离出来。这样的大事情结和无赖精神进而演化成一种游戏精神,成为了一种张弛有度的个人魅力。至此,他才有了领导者的初步特征。
而在他将“大人长者”的面具戴在了脸上的时候,便是固化了这一份求得权力的欲望。不得不说,这张“大人长者”式的面目给他提供了很多韬光养晦的机会,也为他之后的帝王之路埋下了许多的伏笔。在很多时候,众人都认为这位“刘三”不过是胆小懦弱的代名词,对于他来说,在很多交锋的时候,这样做小伏低的姿态不过是为了保全自己。但是他的野心并没有就此熄灭,而是等一个机会。历史给了我们答案,我们自然知道项羽自刎,最后的汉高祖是刘邦。但故事的最后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悲剧式的英雄。
按理说他的人生目标实现了,为什么在归乡宴请乡亲父老的时候,却歌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作为一个并没有生活在帝王脚下的人,在亲临了自己创下的霸业宏图的时候,感到的不是欣喜而是陌生。这是他所期望的土地,却不是他所扎根的土壤。在做了皇帝之后,他也应该将曾经的“大人长者”放下,但是,这层面具取下之后,他寻欢,他作乐,但是他却再没能像当年一样,说出狂妄不羁的话。他很难再像当年一样,不畏常人之所惧。他曾将常人万分渴望但又不敢触摸的东西拿在手上把玩,却又在众人沉醉的时候把自己抽脱出来。时隔经年,这样与之本性相悖的异化,让这个打下了江山的开国皇帝感到悲恸。
有人说过,如果在世上用儒式的方式再也走不通时,这时,不妨向老庄寻一剂良药。“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曾经“善利万物”的刘邦最后能不能重回原乡?对于他是一个问题,对于我亦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