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常培先生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于是便有了这本《语言与文化》,这本书确实也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而近几十年来,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起语言与文化,并且各有千秋。而中国算是四大文明古国唯一一个保存发展到现在的国家,语言文字历史悠久,有许多可以值得探讨研究的地方。而许多年来,很多人都忽视了这一点,人们都只知这个字这个词怎么读是什么意思,却很少有人去真正的想要探讨这个字这个词为什么会是代表了这个意思。这本书除了在罗常培先生研究的基础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研究出来的成果,同时也引发我们深思,让我们也要逐渐重视起中国的文化,要学会用语言的工具来改进中国文化。
在现在的很多语词都是由拉丁语转变而来,罗常培先生在书中说:“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我们虽然不能特别清楚的知道某一语词的意义变化历程,但是却能通过一定途径来了解它们的过去的文化背景,如果知道了它们的历史,就会发现有趣的语义演变。比如书中说到的英语的wall和其他印欧系语言含有“墙”的意义的语词,它们的基本意义往往和“柳条编的东西”或“枝条”有关。而考古学家挖掘史前遗址,发现许多烧过的土块上面现出清晰的柳条编织物的痕迹。而这种就是“编砌式”的建筑。而中国语言中的和钱币相关的字都带有“贝”字旁,是因为在古代曾经用贝壳作为交易的媒介物,虽然之后秦废贝行钱,但这种古代用贝壳交易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形。所以,我们可以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来看到过去的文化遗迹。
在《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中,罗常培先生说:“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词或傀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妻做“穿针婆”,云南高黎贡山的俅子叫结婚做“买女人”,可见这些民族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买卖婚姻的遗迹。而还有对于自然界的现象超出了他们知识所能解答的范围以外,就出现了许多神异的揣测。例如,福贡的僳僳叫虹做“黄马吃水”,路南的撒尼叫日食做“太阳被虎吃”,叫月食做“月亮被狗吃”。由此其文化程度以及对自然现象知识的掌握可见一斑。还有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下的关于农业的重视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字关于牛羊的词汇特别丰富,尽管到现在绝大部分都已经死亡,但古字书里的记载表示这中国古代社会里的畜牧生活是不可湮没的,而词汇的保留与灭亡,跟当世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变化是离不开的。
而随着中国古代与外来国家的接触,逐渐会引进一些外来词汇。罗常培先生说:“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处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比如我们现在熟知的“狮子”,我们都知道它代表了一种凶猛的肉食动物,是因为从一代代相传,从我们识字认词开始,我们一听到“狮子”这个词就知道它代表了什么。却很少有人知道在古代的时候,狮子是由月氏献到中国来的。它属于一个外来词汇。而中国古代习惯于把外来的东西前都加上“洋”或者“胡”字,比如“洋枪”“洋炮”“胡萝卜”“胡瓜”“胡椒”等。而中国古代在世界闻名得益于我们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所以现在“中国”和“瓷器”有的分别仅仅是字首大小写的区别。由此可知借字在语言研究中的重要。
而这也让我想到现在的各地的方言,有着各自地方的特色,还有现在流行语和文化潮流的关系,从流行语看文化的接触。虽然很大一部分的流行语都跟当地的方言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比如东北的“二”“忽悠”,而这些流行语的传播大都是通过网络传播开来的。比如最近几年出现的表现出对社会的批判和怀疑,比如“神马都是浮云”、“我爸是李刚”、“伤不起”等等,但也出现了很多比较积极的成分,比如“给力”、“正能量”等。在这些流行语的冲击下,我们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本身的价值观有所改变。因此,社会流行语也让我们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我们生存的世界和我们自己。我们需要感受到希望和奋争,透过怀疑的非理性状态走向明晰,穿过颓废走向坚定。
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的路还很长,我们需要更加坚定的走。我们需要帮助少数民族加入更高文化的总轨道,先应从学习他们的语言着手。我们需要有更加坚定的信心来用语言的工具来改进中国文化,去认识更加有魅力的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