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读书报告

绪论

吕思勉史学的价值，我认为必须将其放置在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发展进程中进行论证。二十世纪是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而作为反映社会面貌的史学，也处于全面的转轨之中。尤其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传统与近代的冲突与传承交织，中学与西学碰撞又相容，对于文化来说是一个”黄金时代”，生逢其时的先贤，既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在思想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具有了新时代的特质，成为了学兼新旧的一代学者；在值此特殊的时空条件下的人生经历丰富多彩，这也让这个时代的大师、学者在学术创作上增添了几分超越学术本身价值的关怀与人文声神韵。在这几十年间，中国的史学界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有力的推动了近代史学学术事业的蓬勃发展，吕思勉便是当时之才的杰出典范。

吕思勉其人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生书香之家。他幼承家学，次第入塾入县学，旧学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未接受过新式大学教育。即如他在《自述》中所言：“少时得益于父母师友。”清末时期常州地域学风，父母，师友关于人生态度，治学研究的看法，直接地影响了吕思勉的治学道路。

从时间上来看清朝末期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而这个时代也正因为此变得多元交错，中西方文化在此间激烈的交融碰撞，风雨带来的是“欧风美雨”，传播的是先进文化与思想。从空间上来看常州是沿海地带是文化碰撞的前沿阵地，是西方思想最先“渗透”地带。综合的来看这为一代大师的诞生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氛围。

吕思勉少时在师从父母之外还向当地的耆宿请益问学，向薛以庄请正文字，从谢钟英处得到论事的方法，向丁桂征请教治经学、小学，听屠寄讲解元史等等，这些人多少在当世声名并不彰显，多数也无著作流传于世。然而数百年以来，正是这类乡间饱学之士，带动、型塑了常州一带崇文重教的社会风尚，在地方上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风气。“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匹俦”，即当得益于如此学风氛围的浸染，后出的吕思勉自然亦莫例外。

因为所学颇丰，师从多门，所以吕思勉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通才式培养，而没有近代分门别类的学科训练。这种学习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吕思勉以后的治学风格逐渐走入博通周赡一途，而稍别于近代以来偏于专精的学术风尚。至于欲研治新学术，兼读新旧之书，尊崇新的科学技术等行为与观念，则可以看到时代所及于他的影响。

中国通史其书

《中国通史》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为题，下册以时代进行连结。在上册当中吕思勉将《史记》“八书”的体例进行细化，并分解为十八个门类，进行分别论述。下册从民族起源说起，由古代社会始，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的开创。以人文史为“筋”以政治史为“骨”，筋骨相连、表述分明、议论风发，浓缩中国五千年历史于一书，仅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在当年的发行量很大，在学术届也有着深远广泛的影响。据严耕望先生回忆，吕著中国通史是他研读的第一本通史，书中的一些观点非常新颖给严先生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严耕望非常推重吕思勉的史学成就，推崇吕思勉、陈垣、陈寅恪、钱穆为史学四大家。但就在当时的学术界声望来说，吕思勉不及二陈一钱三位先生，原因嘛我觉得在当时近代史学风偏向于专精方向发展，扩大新领域追求新境界，重视专注深入的研究与提出新问题，发表新看法。对于博通周瞻的学者不够重视，其实说不够重视还是一种比较委婉的说法，直接的来讲就是轻视看不起。但我认为学术发展专精是固然的，但博学是大道，大道至简却及其不易，甚至更难。当年美国学者邓嗣禹也已观察到，中国史学界有一派学者，致力于微观专题研究，如一人的死期，一地的勘定，一个术语或专有名词的解释，似乎论文题目越专越好。撰写论文时，作者经常花费很大气力去搜集资料，绕许多复杂的弯路去证明一个细小的问题，以此显示其专精与博识”。

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和审视历史呢？我觉得至少应该做到两点：一、先有宏观的视野，然后再有微观的视野，随着视野穿越时空，调整焦距把自己彻底的融入时代当中。二、保持平常心，不预设立场。通史的写作需要具备穿越时空的视野和高瓴的史识，否则是难以驾驭浩如烟海的史料的。吕思勉写的中国通史不仅继承了传统的史学观念还采用的梁启超的“新史学”观念，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纪史的时空中观察研究，并且有所调整，与政治保持了适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