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情谊”间的那喀索斯情结 ——论郁达夫作品《茫茫夜》

同性“情谊”间的那喀索斯情结[1]

——论郁达夫作品《茫茫夜》中的同性“情谊”

廖予绮

摘要：郁达夫的小说在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学作家中呈现出了一种“新的态度”，然而小说《茫茫夜》在当时因被打上了“道德失范”的标签，在大众中未能取得足够的关注。时至今日，在为同性正名的呼声愈来愈大的情况下，郁达夫的小说中关于同性情感的描写逐渐得到了重视。本文将结合文本细节以及人物性格形象来探讨同性叙述话题中的那喀索斯情结，以及同性文本的叙述对于作者的工具意义。

关键词：郁达夫、《茫茫夜》、同性“情谊”、那喀索斯情结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私小说”，是以郁达夫为代表的作家作品。其笔下故事的主角通常将个人的情感、欲望设为聚焦点，通过人对现实的稳固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个性心理来展示情感，表达性压抑的痛苦，以此呼吁个人解放。

“对这类作家而言，性解放成为个人解放的前提，而个人解放则是国家民族解放的重要条件。”[2]的确，他们描写到了同性私欲，这种情感的展现在某种程度上也即是对传统的反叛。

一、从文本细节分析同性“情谊”

小说的三要素即强调环境、人物、情节。在一开篇作者就着墨于环境，运用“静寂”、“纤长黑影”、“自家恐惧自家的脚步声”、“沉寂的空气”等词，烘托出清寒寂凄的黄浦滩，这在人物未正式出场前即勾勒出一种“萧条寂寞”的剪影。这一环境衬托出了一个隐匿的、潜伏的客观存在——一种情绪。

从小说情节叙述我们可得知，于质夫大概是因即将远赴所生离情而饮酒过多，于是好友吴迟生吐露出这样的关切之语：“于君，你现在觉得怎么样？你的酒完全醒了么？我只怕你上了船之后，又要吐起来。”从这句话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若是一般同窗或普通朋友关系，按普通男性的说话方式，至多到前两个问句足矣。然而吴迟生对于质夫的关心并非仅止于此，他十分忧心于质夫的身体状况，怕其在船舶的颠簸中吐得不省人事。“我只怕”三字，牵连出迟生与同为送别的另两位友人对待质夫的态度的不同，迟生关照和忧虑的是质夫病弱的身体何以扛得住远途颠沛。由此可察，迟生与质夫的关系绝非一般，已然超出了普通朋友的关系，具有了恋人甚至夫妻关系确立的基本条件。迟生对质夫情感如此，然质夫对于迟生的感情是否如表面上那么真挚，这是值得考究的。

纵观整篇小说，作者建构的是以一方臣服、依附为主要特征的权力结构下，看似美好的“同性情谊”成为一种虚假的表象，这就恰似零和原则，真正的感情平等在权力结构的大幅倾斜下是不存在的。在于质夫和吴迟生的情感交流以及互动中，优先得到考虑的和最终获利的，永远是握有主动权力的一方。因此小说一开始，迟生对质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就先于迟生本人的形象被读者所感知。

作者笔下的于质夫与吴迟生二人的情感并不像其他评论者所提出的，“是最美的，是纯一的爱情”、“具备了主体间共在的现代情爱特质”[3]。相反，两人之间是充满隐喻和象征的、多重的、不对等的性权力关系，这些关系背后体现了作者对于性别、家国的判断和理解。在个体层面，可以将两人的关系归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在文中，“客体”就是吴迟生，是于质夫欲望的对象，主体在他身上寄托的，是返照自身的爱意和欲望，是一种那喀索斯情结。作为客体的他，是满足主体精神需求的工具，他的关爱、臣服、情感朝向都是自觉向着主体的。于质生在文中是一个“零余者形象”，而他只是懦弱的“零余者”的男性陪衬者，是“零余者”的一个参照物。

二、从人物形象看待同性“情谊”

小说《茫茫夜》中两个主人公分别是吴迟生和于质夫。在文中，作者对二人均有详细的外貌及性格特征的描绘，尤其在刻画迟生外貌的时候，甚至用一些带有明显女性色彩的词汇，如：“他的苍白的脸上，也脱不了一味悲寂的形容。他讲的虽然是北方的普通话，但是幽徐的喉音，和婉转的声调，竟使听话的人，辨不出南音和北音来”、“一双水盈盈的瞳仁”、“柔美的眼睛，不大不小的嘴唇，使人不得不爱他的魔力”[4]等。这就将迟生在与质夫相处中作为与质夫“同性情谊”的女性一方角色明显地暴露出来。从中也可以预料到，“女性”角色处于感情中的位置。

作者写到“质夫身着一套藤青的哔叽洋服，而迟生却是鱼白大衫”。洋服和大衫这种看似巧合的巧妙对称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在这段关系之中，于质夫处于一个强势的位置，并且从文本中可以分析到，虽从表面上看，于质夫对吴迟生的惦念与关照不啻是极真诚的。“质夫的心里实在想邀迟生和他同到A地去住几时，一则可以安慰他自家的寂寞，一则可以看守迟生的病体”，就两人“深厚”的情谊看，质夫想让迟生陪在自己身边无可厚非，然而为何陪自己同去的原因首先是为了抚慰自己那可怜的“寂寞”？于质夫竟有着这样的想法。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质夫在细细回忆完第一次与吴迟生在电车上的深谈，并把这件事当作两人亲密关系的开端后，马上在内心做了如下剖白“质夫的意思以为天地间的情爱，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恋爱外，以友情为最美。他在日本漂流了十来年，从未曾得着一次满足的恋爱，所以这一次遇见了迟生，觉得他的一腔不可发泄的热情，得了一个可以自由灌注的目标，说起来虽是他平生的一大快事，但是亦是他半生沦落未曾遇着一个真心女人的衰史的证明”。这就是于质夫心目中的价值顺序，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仍是与“真心女人”的“真真的恋爱”。与吴迟生的同性“情谊”是性欲“不过变了一个方向”的结果，但这无可否认的是仍是美的。

同样的，在后文的叙述中，可以得知质夫是知道迟生的病，但是他没有像迟生关怀自己那般来对待迟生，他将迟生与自己一样纤弱的病体视作照见自我寂寞虚无的镜像，这确是一种那喀索斯式的自我恋慕。质夫的那喀索斯情结将迟生的纤柔病弱作为自我镜像认同，他的镜像迷失是其爱恋迟生的根由。质夫对迟生的爱恰恰是他对自我形象的迷恋，是一种自恋行为，当迟生对质夫真心关护时，其潜意识就催眠自己是找到了另一个自我，但这其实如那喀索斯面对河中人像一般，是一种自我肯定。但是一旦迟生表明自己的看法或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质夫的观念进行质疑时，质夫就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一种类似于“攻击”的欲望和倾向。

弗洛伊德对于那喀索斯情结有如下的分析：对于自体（自我内在影像）投注里比多兴奋的状态，从里比多的情况来说，也即是他将本来应该投注于自我的对象客体里比多，反向投注到自己的身上，这样病人就无法和别人建立有效融合和融入的亲密关系，并且经常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

于质夫作为有同性恋倾向的“零余者”，在带有那喀索斯情结的自我的镜像的审视与迷失甚至私欲冲突过程中将吴迟生择为爱恋对象。他与吴迟生的爱恋关系具有一种矛盾的关系，这是一种不自觉流露的权力压迫关系。于质夫在民族国家“压力”的压迫下不得不寻求自我假想出的吴迟生，以求可以得到一种镜像融合。他就如那喀索斯一般站在湖边望着自己的影子，但当他发现这种“融合”变得不可能时，才产生了击碎自我想象的镜像的攻击欲望以便获得解脱，这份由“喀索斯情结”凝结的泡沫因而破碎。

三、那喀索斯情结反映的自我概念

杜甫曾说“文章憎命达”，即凡作好文章者，常命途多舛。苦难迭加于一身的郁达夫，因为敏感、多情、自卑的性格，极少针砭时政，批判现实，而是通过对自我的剖析，个人经历的描述，来抒发思想和情绪。与鲁迅那些常与以犀利而理智的态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家相比，他总是给人附着更多的“负情感”：以悲、愤、怨、苦、欲、等词来勾勒所谓“零余者”的内心。其笔下“颓废有原，悲切有因”，有一种萎靡的感伤之美以及一种阴柔的文化情趣，他所描写的景色乍一看是平和宁静，细看总是蒙着一层薄薄的愁云惨雾，是主人公内心的忧郁和孤独的陪衬，这些人没一刻是不是苦闷的，没有一刻不是颓废的。他们脱离人群在酒馆买醉，他们自我封闭却在妓院取乐，他们的情绪晦涩，结局通常为病重、自杀或性变态，潦倒悲凉是常境。在《茫茫夜》这一小说中，更是凸显了人物在情感中反映自我所衍生出的那喀索斯情结。

尽管郁达夫多次强调：“小说主人公和作者不能混为一谈”，但不可否认其中亦有一些真实成分。作者在叙述中强调了那喀索斯情结，以及如何通过这一情结来展现自己内心认同的价值标准，他需要在对传统伦理进行挑战的现实需要之间和自身同性欲望抒发需求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另一方面，这一挑战的对象往往是更强大的势力，作为挑战者的郁达夫，对小说发表可能引起的舆情压力并非全无预见，因为这很有可能是一次零和游戏，所以在有读者来信批评：“你非但不自知耻，反而将他来作招牌，煽动青年学生，使他们堕入禽兽的世界里去，总而言之，你不该提倡同性恋爱的。”之后郁达夫就做出了敬告诸君“不要太忠厚，把小说和事实混在一处，这些东西，都是假的，请大家不要去上当”的解释[5]来回应挑战。其对人物性格的塑造意义，反映到时代上来看，即是揭示了一种现实美，同时这也渗透了作家的审美理想。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郁达夫在自我期许上是启蒙者卢梭，而非难以见容于世的萨德。

郁达夫小说中也反映了“自我”的觉醒，小说中主人公那喀索斯情结的衍生，不仅仅单纯地反映在文本自身，这一方面还事关民族国家意识的生成，标志着现代感性意识的萌芽。或许对郁达夫来说，其笔下多次提到的疾病——类似“结核病”，这标志的是一种现代意识的觉醒，是一种新的感受方式，一种对现代的新的理解，并最终通向“自我”的塑造之途。与此相同的是，苏珊·桑塔格也曾经就借助服装与疾病来探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价值观与对“自我”的理解的变化。

时至18世纪人们的(社会的,地理的)移动重新成为可能，价值与地位等便不再是与生俱来的了，而成了每个人应该主张获得的东西。这种主张乃是通过新的服装观念及对疾病之新的态度来实现的。服装(从外面装饰身体之物)与病(装饰身体内面之物)成了对于自我之新态度的比喻象征。

《茫茫夜》这一作品作为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最早收获的果实，其实现了新文学题材上的一个重大突破。郁达夫对性的袒露，将同性“情谊”、欲望、恋物以及衍生出的那喀索斯般的情感一并展现给读者，尽管剑走偏锋，但这也即对传统道德发起挑战。其关于同性复杂情感叙述一方面是参照作者自身性欲行为的一部分，使其文学化，但囿于舆论以及作者传统文人自身性格、“名士风流”的心态，同性这一题材对于作者更多是题材价值和工具意义。当有关于欲望的“情”与启蒙的“理”被作者捏合在一块，以至于欲望不再是单纯的欲望，而是被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性、爱国主义、启蒙任务等统统都留框在作者心里，存入文章。这正如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胸中都深藏着儒家济世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一般。[6]

通过对郁达夫生平以及作品的分析，了解到其在对情感拿捏尺寸以及其创作时的鲜明的主体精神，这一精神即反传统反礼教反旧道德的旗帜下的作家对于自身以及家国的认识，和写作的启蒙意义。但问题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解决好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问题，而实际上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郁达夫却采取了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包括以人情主义为核心的中国道德，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小说对封建伦理道德批判的力度，也影响了他在一部分题材问题上的价值判断。

参考文献：

【1】郁达夫.郁达夫著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郭俊峰,王金亭.郁达夫小说全集[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

【3】(美)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4】刘海粟《漫谈郁达夫》,《文汇月刊》1985年8期。

【5】田晓菲：《半把剪刀的锐锋》，《读书》2004年第4期。

【6】李南蓉.从《茫茫夜》《秋柳》看郁达夫小说创作的情感取向[J].江海学刊,1995(05):175-179.

【7】禹磊.同性欲望叙述中的他者与界限——论郁达夫小说《茫茫夜》《秋柳》[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07):62-73.

【8】吴晓东.中国现代审美主体的创生——郁达夫小说再解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03):3-34.

【9】洪焌荧.郁达夫文类选择及其文学理想[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01):163-191.

【10】黄德志.郁达夫研究综述[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04):235-260.

注释（见文章底部）

[1]指古希腊神话中河神与水泽神的儿子，也指自恋者，在心理学上即一个人爱上自己的现象。

[2]彭小妍：《性启蒙与自我的解放：“性博士”张竞生与五四的色欲小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二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版，第17页。

[3]韩冷：《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

[4]郁达夫.茫茫夜[A]郭俊峰,王金亭.郁达夫小说全集[M].时代文艺出版社,1996:110.

[5]《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韩冷：《郁达夫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价值重估》，《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