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根基对社会环境的影响

旧年残余的活力会松动下一年的泥土，让湿漉漉的空气中弥漫着农作物特有的植被香气。我们知晓的是，植物年复一年发散着自身的枝叶，靠的不仅仅是被泥土包裹着的特有的生气，还有着外界赋予的营养成分。

与植物生长同理的是，若对社会环境进行探究，也当从内部所有的文化根基发现其变化。

在今天，论及底蕴深厚的文明，欧洲文化当属其中之一。这一文化经由罗马帝国，中世纪到近代欧洲。从《极简欧洲史》这一书中我们可以视之，欧洲文明是由三大元素构成的混合体，这三大元素分别是：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日耳曼蛮族的战士文化。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是哲学、艺术、文学、科学、医学及政治思想的源头，它奠定了欧洲文明人本、理性的气质，而基督教的影响涵盖了观念、道德和制度等多个层面，它信奉“唯一的神，绝对的真理”，给欧洲文明抹上了普世性的色彩，因宗教信仰而顺带产生的教会则给欧洲的社会政治结构打下了深刻印记，所谓“属于凯撒的归凯撒，属于上帝的归上帝”，与其他文明普遍奉行的政教合一的传统不同，欧洲文明在早期就确定了一种进程。由于日耳曼蛮族支持罗马教会，同时罗马教会又保存了古希腊罗马学术，从而以此衍生出了理性、科学和进步的三因素，推动了欧洲社会的进步。被分裂，被撕扯，被困惑，是欧洲的宿命。相对于其他有着较稳定性文明只有单一传统，不是这种只具有三重元素的大拼盘。欧洲在道德和智识生活上一直受到自身以及外界的煎熬、困惑和瓦解。可以说，欧洲的血统来自一种非常混杂的渊源，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

欧洲破茧重生后，逐步进行资本和文化积累，造就了现在的欧洲文化。而转向另一个视角，看美洲的土地。《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这一中心观点是贵族制度必然灭亡，民主发展势不可挡，具体分析了美国的民主，并对民主发展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总结。托克维尔在本书中通过“访问法”对民主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他指出了关键的一点即是：“美国之能维持民主制度，应归功于地理环境、法制和民情”，从侧面可以看出，美洲在传统文明根基的塑造上对社会有着显著的影响。同时，他还认为“法制和民情是使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即使“最佳的地理位置和最好的法制，没有民情的支持也不能维持一个政体；但是民情能够减缓不利的地理环境和最坏的法制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托克维尔看来，美国民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是民情这一根基。

然而美洲与欧洲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追溯的文化根基是有着同样的维度。在美国,宗教与民主的情结源于西方人的酒神精神。在古希腊多神论时代，对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太阳神阿波罗的崇拜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占居着非常重要的位置。酒神狄俄尼索斯粗野、狂放、无节制,他是希腊人的感性之神。据考证，希腊人以野外纵酒狂欢的方式来尊奉葡萄酒之神狄俄尼索斯。在此期间，女性崇拜者通宵达旦地一边跳舞，一边狂叫。她们吵吵嚷嚷、疯狂颠痴,完全沉浸在感性的肉体陶醉之中。这种文化实际是人的原始冲动和天然情欲在文明社会中的积淀和宣泄的一种表现。实际上，在以一神论为主的基督教中，酒神精神也并未消失。耶稣，在基督文化中虽然是救苦救难的上帝的使者，是理性的化身，但从《圣经》的描述中又可以看出他也具有性情狂热、激进、偏执的性格特点。正是这种酒神文化，孕育了西方人富于感性、个性张扬的民族性格。从古希腊的海上探险到麦哲伦的环球旅行再到美国阿波罗登月，从古罗马的角斗场到中世纪的决斗者再到现代西班牙的斗牛士，从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开始了的奥运会到源远流长的狂欢节再到现代西方社会的性解放运动……无不渗透着西方人感性的冲动、性格的张扬。也正是由于这种民族性格、文化根基的奠定才使得他们更知道珍爱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于是在西方古而有之“人生而有约定之权”、“上帝使人人生而平等，自然却从未使任何人成为奴隶”的呼声。

在了解了西方社会的文化影响力后，回头再看中国传统文化，不禁有着庆幸之感，因为中国文化没有中断，没有像欧洲一样有文化“绕”回来的问题，然而却生发出了悲意，中国文明因为始终没有中断，没有反思的机会，也就因此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那种破茧而出的疼痛和动力。但原来欧洲的几次文化变革，其动力与中国息息相关，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但是，中国人的发明在欧洲“绕”一圈回来，变成了欧洲资本积累的道路上对付中国的船坚炮利。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逐渐塑造了中国基层的性质——“乡土”。《乡土中国》第一章《乡土本色》的开篇句“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的确，“乡土性”一词，说得鞭辟入里。中国自古以来到封建时期的经济形态便是小农经济。与西方推崇从商不同，中国受商鞅变法之故，对农民多加保护和重视。华夏文明孕育出的中华传统文化，在封建时期与民主法治格格不入，专制独裁、权力至上是其文化的主流。对人的崇拜代替了对神的崇拜，这必然会导致皇权专政。儒家所提倡的对道德的信仰，从另一方面来说便是忽视了引导人法律的信仰，这必然造成对法制的漠视。在今天封建主义的躯体已不复存在，但其精神并未消亡，以至于当代中国人仍常常在为权与法、情与法的衡量与选择中头疼不已。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揭示了这种扭曲、病态的终结形式的同时，也构想了传统“乡土中国”之另一种可能的良性终结形式，这种良性的终结方式实际上是我国整体社会形态之自觉的现代转型:既是农村的转型，也是城镇以及城乡关系的转型;既是经济的转型，同时也是政治、社会治理形态乃至社会心态的转型。这对于今天正在实践进行中的“新型城镇化”有着指导意义，也应该在文化根基的研究视角下对整体社会形态的现代转型视野的认识。文化根基对于社会环境的影响力是深刻且有着研究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