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与性灵说

袁枚与性灵说

袁枚是清代中叶乾隆三大家之一，在清朝诗坛乃至世界诗坛上都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历来被文学家们所重视。尤其是他的性灵说，甚至超过了他的诗歌价值，在文学流派中有很重要的影响。

袁枚所提倡的性灵说，主要是讲究性情和灵气二字。他在《钱玙沙先生诗序》中曾言及“性灵”的要旨：“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故曰：‘诗言志。’又曰：‘修辞立其诚。’然而传巧不传拙，故曰：‘情欲信，词欲巧。’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在诗歌创作上，讲究的是自然清新，反对堆砌辞藻，只追求表面的雍容华美，拒绝虚而不实。同时，它对清代另一个著名诗歌流派神韵说也提出了一定的批判。

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故曰诗言志：又曰“修辞立其诚”。然传巧不传拙，故曰“情欲信，词欲巧”：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古人名家鲜不由此，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灵机，转不若野氓之击辕相杆，扰应风稚焉。”所以性灵说的真正宗旨就在于真、巧二字。真则为真言，敢于打破传统诗文的束缚，直抒胸臆，将心中所想的直接表达出来。而巧，顾名思义，即为灵气，有天分，作好诗最不能少的就是天生的灵感。只有二者结合起来，诗作才能独出心裁，更有灵气，才能做到真正的性灵二字。

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往往古今人持论不谋而合。李太白(怀素草书歌》云：“古来万率责天生，何必公孙大娘浑脱舞。”在袁枚看来，天分甚至比后天的勤奋更加重要。一花一木，皆有可能激发创作思维。而平常生活中的细微之处，更可看出一个人的灵性和才思。能够将之写出真情真意，才是真正的诗。袁枚往往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细微之处，从中探寻诗意和生活哲理。在《苔》中“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篇幅虽短，只有二十字，却将苔花不因自身卑微而放弃绚烂的追求自我价值的品质很好的展现，这也体现了袁枚作诗与生俱来的一种灵性。

在《随园诗话》中，如果说“妙”字是袁枚所推举的一种为诗秘诀的话，那么我们随处可见他以“天”字所营造的另一种神秘，此主要表现在对历代诗人成果创造性的理解和对诗人为诗创造思路的阐释上。随园认为古往今来的大诗人，他们的第一流作品同时应形成于天分、天缘、天悟三者，或者说是从不同层面，能分析出它的成形在于同时具天分、天缘、天悟三者，而最终统归于妙。此亦即应指一首好诗的妙成，在于以妙处、妙写因而妙在。因此，妙字根源在于灵气。先天的灵气是后天的才学无法弥补的。

袁枚的性灵说，其实也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观念有密切渊源，明代陆王心学就很注重内心的一种感受，将人的本心上升到了一个天理的高度，注重个人价值。袁枚很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诗歌创作无疑也应

在袁枚的作品中，往往不自觉的就流露出真情实感，发自肺腑之言，如《祭妹文》，将生活琐事写的情真意切，婉转动人，一字一句皆催人泪下，正是“语从肺腑流出，诗家讲性灵者无以过之。”而袁枚独特的叙述手法和创作特点也反映了他自身随性洒脱，注重内在感情的传达。

袁枚所倡导的“真”，也并不是只求内容而不求形式，他也注重诗歌的艺术手法的新颖。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其言动心，其色夺目，其音悦耳，便是佳诗。”可见，袁枚的性灵说，是对诗歌的思想、表现手法等多个方面的突破和创新。当然，这其中也有它不足的一面。比如袁枚只提倡性灵，却没能很好的将性灵赋予在诗歌表现形式上，换句话说，他架空了诗人个性和诗歌中个性的内在关联，而他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也过于偏激，其诗作缺乏高度和深度。这是他性灵说理论的不足之处。

总的来说，袁枚的性灵说是对明清复古思想的一种否定和突破，作诗不再追求仿唐宋，而要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点与明代公安派的主张也是完全一致的。袁枚曾指出“诗，有人无我，是傀儡也”。作诗，最重要的是不能少了本真，要看重自我价值，流露真性情，崇尚自然，将作品赋予活的灵魂，这样的作品才能写出灵气。性灵说否定了明代一些流派因循守旧，盲目追求复古思潮的弊端，主张个人价值的实现，强调个体感受，也提倡创新。是清代诗歌流派的一种极大的突破和进步。也正是袁枚的性灵说，使这一流派开始发展壮大，正是“随园弟子半天下，提笔人人讲性情。”有袁枚首倡的性灵说，成为清代乃至中国诗歌文坛上浓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