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的纠缠

理性与感性的纠缠

理性与感性，理性推动世界的进步，感性推动的历史的进程。理性与感性的纠缠，塑造世界文明。

在乡土中国中，为什么“爱情”这件事，在中国人的婚姻中如此不受重视？中国人的婚姻为什么不需要爱，甚至相当多的人，认为没有爱，才是更适合的婚姻？

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中国的家是一个事业组织，家的大小是依着事业的大小而决定。如果事业小，夫妇两人的合作已够应付，这个家也可以小得等于家庭；如果事业大，超过了夫妇两人所能担负时，兄弟伯叔亲戚全可以集合在一个大家里。

中国的家庭，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妇之间只是配轴。配轴，虽则和主轴一样并不是临时性的，但是这两轴，却都被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感情。

而所谓普通的感情是和纪律相对照的。一切事业都不能脱离效率的考虑。求效率就得讲纪律；而纪律排斥私情的宽容。”

正因如此，中国的婚姻，是不讲爱，不讲私情。讲的是纪律，追求的是效率。只是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性。中国人的夫妇之间的淡漠看起来，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在很多时候，你结婚的对象和你所爱的不是同一个人，而结婚之后，更多的是当成一种责任。

而西方与此不同，在他们的看来，夫妻结婚后，就是一个小团体，需要离开父母，独立的生活，不依赖外援。

但是自古以来爱，就是一种感情的激动，它会造成一种紧张的状态，从社会关系上说，感情是具有破坏和创造作用的，感情的激动，会改变原有的关系。要维持着固定的社会关系，就得避免感情的激动。感情的淡漠，才是一种社会关系稳定的标志。

稳定社会关系的力量，不是感情，而是了解。但是社会的发展，却需要理性和感性的交织，才能很好的发展。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评价却是“有严格的制度而无公共的品德”，这与我们头脑中的惯性思维“西方政治重制度，中国政治重人心”正好相反。托克维尔是个西方的理论家，但他却认为对于现代民主平等基础上的社会的维系中，民情的作用要大于制度。

事实上，强调制度独立于人性之外，是对全面改造人性的乌托邦革命纲领，或是对“好人政治”、“魅力型政治”的回应。因为改造人性或相信人性带来的灾难已经足够，才应该强调制度必须不信任人，把人作为无差别的“标准人”或“平均人”，作为无差别的、自私的、一有机会就要为恶的魔鬼来看待。用统治一群无差别魔鬼的制度去统治复杂得多的实际的人，自然达不到最好——连赞扬民主的理论家们也承认“民主只是最不坏的制度”。

美国式民主不止是一套技术层面的制度体系，更是一组精神层面的价值糅合，它来自这片土地上几百年来发生过的一切：一切统治者和民众曾经有过的奋斗和挣扎，正确和错误，经验和教训。

欧洲的起源：两希文化，希腊和希伯来。希腊以科学理性见长，古罗马则延续了希腊化的世界。源于犹太人的基督教在刚诞生的时候被罗马帝国打击得不行，但自皇帝君士坦丁公开支持基督教后，基督教文化就在帝国的疆土上迅速传播开来，以至于当时很多学者援引古希腊的哲学和逻辑来解释基督教教义，教会顺势将被改造后的希腊和罗马的学术成就保存了下来。再往后，日耳曼蛮族灭亡了古罗马帝国，却因为统治乏术而寻求教会的支持和帮助。于是此后一千年，教会成了独立于欧洲诸国的势力，依靠着对《圣经》的解释权，牢牢把控着欧洲的思想。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文艺复兴呼吁人们重新感受古典情怀，从神性回归人性；宗教改革则意欲破除教会对宗教的垄断权，创立了因信称义的新教。沉寂了一千年的欧洲文明又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勃发时期。而后的近代欧洲文化走出了两条纠缠不清的道路：一条是以科学革命和法国启蒙运动为源头的理性之路，另一条则是以德意志浪漫主义为源头的非理性之路。而直到今天，理性，科学，情感，热情，自由这些元素依旧混杂在一起，撕扯着西方文明，也塑造了丰富多元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