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旧有道统下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

论中国旧有道统下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

一、中国旧有道统

汉代董仲舒曾于《春秋繁露·玉杯》中言：“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据陈静的断句分析来看，此言应指“人的扬善抑恶或褒善掩恶的本性是来自天施，而不是出自于人本身的行为。”[1]

后世人普遍接纳了孔子“善善恶恶”的思想原则，并逐渐演化为史学或文学著作中脸谱化的忠奸形象。晚晴重臣琦善打击忠臣林则徐，主张向英国投降，私自割让香港岛，每一条罪名都极为符合百姓价值观的“白脸奸臣”，而茅海建却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却花很长篇幅来为“卖国贼”琦善正名，他明确指出，在传统史学“忠奸理论”的观念下，“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2]19

为了更好地理解茅海建为何要对“汉奸”琦善的“历史定论”提出质疑，笔者认为十分有必要对其所提到的“中国旧有道统”做出简单阐释。

正如任继愈在《中国哲学史》中所提到的那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和以奴隶主贵族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周礼的基本内容。”[3]68

尊卑有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重要思想，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虽曾式微，但大体一直居于正统，为了天下一统与皇权专制，为了抑制豪强与流民暴乱，统治者在百家之中独看重儒学的名教观念，即“极度崇拜以君、父为表征的社会政治权威，尊崇以孔子为尊师的知识传统及其内蕴的价值观念，认可伦理道德的绝对价值，热衷于介入政治体制等等。”[4]士人忠君报国，甘愿为君王马革裹尸，权臣知礼义廉耻，即便夺权篡位，也得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宣扬正统。

明清之际，皇权专制被提升到空前绝后的高度，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制，皇权不受相权的制约，清朝雍正设立军机处，军国大事由皇帝独裁。在“文字狱”的黑暗政治笼罩下，士人的自由思想受到严重地抑制，敢怒不敢言，人性严重扭曲坍塌，士人由屈辱、愤懑、不甘，最终沦为帝国媚上欺下的走狗。故明儒吕坤曾有感时势而言：“故天地间惟理与势为最尊，虽然，理又尊之尊也...势者，帝王之权也；理者，圣人之权也。”[5]

茅海建并非意在为琦善翻案，他不过想从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中总结中国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即在皇权专制时代下，一切罪责皆由奸臣承担，君主至多得个“不察”的诟病。这种偏袒皇权的历史观易于为中国百姓所接受，在清末鸦片战争之际，他们认为“只要重用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胜利，如果沿海疆臣均同林则徐，如果军机阁辅均同林则徐，中国就一定胜利。”[2]18可按照传统史学观，“如果道光帝继续重用林则徐，如果林则徐最终也不免于失败，那么，这种失败的责任也绝不会由道光帝来承担，而只能由林则徐独自吞食这一枚苦果。很可能林则徐当时就会被贬斥为‘奸臣’，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林则徐的形象。”[2]17

二、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

笔者并不想对琦善与林则徐的忠奸之辨进行研究，前人对此已有大篇幅的论证，而笔者只是不禁问道，究竟什么才是历史？

笔者以为，历史一方面是指已经发生过的既定事实，另一方面是指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学。一切都够被后人付诸笔端的历史都不是真历史，如今我们所能知晓的历史都建立在意识形态之上，是符合时代大众价值观与思想观的“再创造物”，一切在当今社会能够引起争论的历史都具有现实意义，正如意大利学者克罗齐曾在上世纪提过一个十分具有争议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6]

笔者并非全盘否定“再创造物”的价值，尊刘是历史，尊曹也是历史，曹刘尊卑都是基于政治合法性的观点上建立起来的，这也正反应了历史与现实绝非不可分割的对立面，而是紧密相连的。

亡国之君商纣王残害忠良、荒淫无度似乎已是盖棺定论，自古及今讽刺帝辛的轶事典故不在少数，近百年来却有诸如毛泽东、郭沫若等人对帝辛之罪提出质疑，然而早在战国时期，孔子弟子子贡就曾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7]289笔者以为，一方面不容忽视商王骄奢淫逸、横征暴敛，但另一方面商王削弱贵族势力，唯才是举，进军东南夷，武功也可圈可点。

但自周王朝建立以后，上层为了宣扬周王室的正统性，将商王称为十恶不赦之人，并炮制了许多莫须有的荒谬罪名，如酒肉池林。而商王暴虐昏庸的直接原因又归结于红颜祸水的妲己，倘若没有施以媚道的妲己侍奉左右，商王似乎也不会沦落于残害忠良、是非不分的地步。此后昏君与妖女成为古代史家解释亡国之因的一大定律。

后世史家总结周幽王亡国之因与商纣王如出一辙，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曾对《史记》记载“烽火戏诸侯”之事提出疑义：“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需举烽。”[8]史家塑造出褒姒这一绝色美女，命她承担亡国的罪责，受千秋后世的口诛笔伐，这不仅反应了在男权社会的淫威下，女性卑微的地位，也反应了中国古代普遍历史观念：为了宣扬自己的正统性，为了维护君主专制，总得有人来做“替罪羊”。

三、尊重历史

正如前文所言，中国传统史学家在修史时，都约定俗成地采用了一系列标准化的历史解释理论，如“红颜祸水”、“忠奸”等，即便是太史公司马迁也得附会诸如“烽火戏诸侯”、“赵氏孤儿”等情节来塑造人物形象，可这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世界历史学的共通，正如西方著名历史哲学家怀特曾言：“在这种情况下，意义的产生可以看做一种述行，因为任何特定组合的真实事件都能以许多方式加以编排，可以被当做许多不同种类的故事来讲述。由于特定组合或序列的真实事件原本并不是‘悲剧的’、‘喜剧的’或‘笑剧的’，而只能通过给事件强加特定故事种类的结构才能被建构成这些形式，因此，赋予它们以意义的恰恰是故事类型的选择，以及把这些类型强加给事件的动作。”[9]151

由于“名”、“德”十分为中国人所看重，但夺权篡位也确为皇权更迭的不正义手段，因而当政者总会有意抹黑前朝并宣扬自己是“除暴安良”的正义之士。这在一定程度在维护了中国古代皇权稳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真正的历史。

史家所描写的具有意识形态的历史对于今人而言并未十分重要，反而那些并不真实的故事情节增添了许多的浪漫色彩，为后人津津乐道。历史于今人而言，至关重要的则是它是否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们对于当今政治制度是否还有更深的影响，或对今人思想是否有较大的启发，史学界仍旧争论不休的“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等历史事件也即如此。历史学家所肩负的不仅只是叙述一段历史，更重要的还有人文关怀，对整个国家的热爱，对民族苦难的同情，就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茅海建《天朝的崩溃中》所写到的那样，当历史学家在叙述鸦片战争时，不可避免的出现了许多矛盾观点，这些观点并不能说历史学家一定都是站在某些阶级立场上为政治服务，反而是“从本质上来说，仍是对多灾多难祖国的热爱。”[2]23反观当今娱乐碎片化的时代里，活跃在社交媒体中，那些揭露所谓历史真相的“历史学家”们，如同跳梁小丑一般哗众取宠，对历史、对人民都是极度不负责任的。

正确对待历史，不因历史具有意识形态而坚决否定历史的存在，尊曹也好，尊刘也罢，都是真历史。

[参考文献]

[1]陈静.如何理解董仲舒的人性思想──从“人……有善善恶恶之性”的断句谈起[J].中国哲学史,1997(3):59-61.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上海三联书店,1995.

[3]任继愈.中国哲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J].华侨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2):11-17.

[5]吕坤.坤吟语全集[M].台北侯象麟重印本,1975.卷一之四，一二页

[6]B.克罗齐,田时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J].世界哲学,2002(6):6-22.

[7]论语[M].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7.二九八页

[8]钱穆.国史大纲[M].商务印书馆,2011.

[9]海登怀特.后现代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