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之魅力

《语言与文化》是罗常培先生将语言学与部分人类学文化相结合的著作，被誉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语言学在罗常培先生的讲解中，并不显枯燥，反正是十分的有趣。让人在一个个幽默的例子中体验语言学之美。

一说起语言，我们通常最先想起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通常用来进行社会交际的话语。但是只是最浅层次方面的理解，我们每天都在听，都在说，可是却没有去细想它究竟有何妙处。人类经过原始社会，发展成如今的社会组织形态，才逐渐有了语言这种产物，因此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罗常培先生将语言定义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什么？我们所熟知的，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这些就是社会意识形态。而语言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部分，作为描述整个社会，联系整个社会的重要部分，自然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绝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罗常培先生在书中说：“社会的现象，由经济生活到全部的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

从古至今，社会意识在不断的进步发展，语言作为记录这个发展过程的工具，自然包含着它所有的信息，因此罗常培先生才说社会意识都沉淀在语言里面。同时语言在记录这个发展过程的同时，也必定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同时发展的。比如我们总会有一些新词来取代旧词，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因此在第二章《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罗常培先生举了许多的例子，来阐述词语的进化史。比如在英语中“wall”这个词现在的意义是指墙壁，而其原本的意思其实是“枝条”（wattle)或者“柳条编织的东西”（wicker-work)。在我们现在看来，柳条和墙壁是完全没有关联的两样事物，墙壁的含义又为何会从柳条的含义中引申而出呢？原来根据考古发现，在古代欧洲的墙上发现含有柳条的编织物，这在某一方面间接说明了在古代欧洲的墙与柳条有着直接的关系，正因为柳条是附着在墙体上的物品，人们才用本意为柳条的词来指代墙这一事物。词语的变迁或者说词源的发现映射着文化在某一时代的特征。这让我想起了之前在民俗课做调查时采访到的客家人群。

经过一千多年的迁移，原是中原望族的客家人从黄河流域迁徙到南部，与岭南土著发生冲突，在“土客械斗”中失利，因此大部分被赶到粤北、粤东、江西福建等地。而经过“湖广填四川”，使得四川也有客家人分布。在这漫长艰难的跋涉中，客家人从其祖先最开始的唐初正音，发展为现在依据地域而分的客家话。语言的变迁，也体现了他们这个群体迁徙的经历与过程，保留了他们生活中的种种痕迹。更为我们所能感受到的直观体现，就是现在英语中的很多单词，都是源自古罗马语，拉丁语等语言。这就是词源及语言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之前已经说过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交际功能，因此即便它在不同的语言体系里面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充满着联系的。由于这个关系，罗先生在第四章，向我们介绍了借字这一现象。以葡萄为例，书中介绍了张骞的“凿空之旅”带来了葡萄和苜蓿，在《史记》与《汉书》作“蒲陶”，《后汉书》作“蒲萄”，《三国志》《北史》作“蒲桃”。根据杨志玖的考证，葡萄的来源是《汉书•西域传》里的扑挑国，因为该地盛产葡萄这种水果，所以以国名来作为水果的称谓。这是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而中国文化同样对外国的语言产生着影响，如十六世纪葡萄人对茶的称谓就是普通话的cha的发音，而荷兰人对茶的称谓则是厦门方言téh，离我们近的，就是kongfu、tofu这些中国词汇进行英译传入外国的词了。因此，语言对于文化的影响是双向的。此前外国文化史的老师总说我们专业研究的是汉语化的外国文学，而外语专业研究的才是真正的外国文学，那么对于外国来说，想必也是如此吧。两国的交往，文化的交融，语言总是作为先驱的。

之前在课上看到罗常培先生是在时局动荡的年代写成此书的，那样一个年代仍能耗费如此心血进行学术创作，罗常培先生实在是令人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