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我要言论自由！

沉默？我要言论自由！

——《笔底波澜》读书报告

百年中国，何等悲壮，前人创造了历史，却又有多少被后人遗忘。从1872到1949是一段近乎百年的言论岁月。这段近代中国的言论史，也就是一部几代知识分子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历史。从19世纪70年代起，王韬、梁启超、鲁迅、胡适、邹韬奋…他们用笔呼吸，以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淌血，不断地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

活在当下的我们总是对如今的舆论环境感到大为不满，认为这是一个言论自由还比不上民国与清末的时代。但是读到这本《笔底波澜》，我惊觉民国与清末才是更为黑暗的所在，往往一句话，就会遭到统治者封报馆、诛性命之待遇。但当时一个个怀抱想以言论报国理想的知识分子，却始终没有停下自己的笔，低下他们高贵的头，让说真话与言论变得自由，始终普照着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

百年言论的开山鼻祖当属开创“文人论政”的王韬。他以《循环日报》为阵地，以评论为武器，开创了“文人论政”的先河。他创办《循环日报》，效仿英国的《泰晤士报》，大呼“立论一秉公平，居心务期诚正”，努力形成公正的言论。十年间，他发表了近千篇评论，经常被同时代的报纸转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百年言论史上的名报与名人数不胜数，随手拈来便可做一部气势如虹的大传以流芳百世。在前人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也并非是政府主动给予，而是由一个个有良知、有胆识的仁人志士们冒死争取来的，看起来意气风发，却始终有着悲怆的气氛。我们向往着那个言论自由的时代，却在当下为自己的不说真话找到各种看似无奈的理由。《笔底波澜》告诉了我们，百年的言论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它似乎又向读者们发出了疑问，当下的时代，是否已变成一个可悲的时代？

今天的中国是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年前，那叫睡狮。可是回想百年的言论史，却不得不令人惊讶。原来曾经有这样漂亮的中国，曾经有这样漂亮的中国人。

梁启超在《爱国论》一文中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生则国权立；民权无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记住这“刀架在脖子上还是要说”的人，记住“苏报案”，记住被暗杀明杀的所有史量才们。

我是这样理解言论自由的：

第一，得用语言文字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愿望、看法、意见，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力。如果一个人失去了言论自由的权力，那么势必会成为别人的奴隶或工具。“报馆争的是公理，报纸是天下人说话的地方。刀放在脖子上也还是要说。”

第二，如果没有言论自由，大家就不敢说真话，只能说假话、空话和套话。这种虚伪假大空现象，是摧毁道德和良知的最大力量。“呼吁言论自由，拒绝一切吟咏娼妓之作。”

第三，言论自由是实现信息公开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言论自由受到限制或打击，就会使世界乱了套，出现“坏车驱逐好车”、“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效应。

正因为如此，胡适、蒋梦麟、李大钊等人在《争自由宣言》中指出：“我们相信人类自由的历史没有一国不是人民费去一滴一滴的血汗换来的，没有肯为自由而战的人民，绝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出现。这几年来军阀政党的胆敢这样横行，便是国民缺乏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表现。”同理，这些年贪官污吏胆敢这样横行，也是中国人缺乏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表现。

但是我又有了别的顾及。“这是个说话不用负责的年代”，有些没有素质的人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而故意抹黑、污蔑和造谣。显然他们理解错误了言论自由的含义，这样的错误认知又在这样一个新媒体时代下似乎变得越来越肆意张狂。如果是这样的“言论自由”，我觉得我宁可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