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之，惜之，悲之，责之，恕之！

——读梁启超《李鸿章传》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辛弃疾《己亥杂诗》

读梁任公先生的《李鸿章传》，扼腕有之，惋惜有之，不忿有之，悲愤有之，感慨万千，于斯人有叹，于斯世则是每个中国人心里一道极深的伤，每次触碰那段历史，都能感觉到那道遥远伤疤隐隐作痛。书开篇便是一句“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是梁氏一贯利落简洁的风格，读来有力，而对李鸿章来说，作为政敌的梁启超给他的“举天下之人恶之，斯可谓非常之奸雄矣乎。举天下之人誉之，斯可谓非常之豪杰矣乎。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可谓中肯，亦是透彻而悲壮的。

书中说李鸿章是时势所造之英雄，而非造时势之英雄，我深以为然。他生逢清王朝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国家存亡之际，摇摇欲坠的大清国要求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难堪”之事。从前听人说李鸿章是卖国贼时，就在心里替他小小委屈下。不平等条约诚然是经他手签订没错，那时候——那个大清“天朝上国”迷梦已粉碎于洋炮火枪之下，那个国将不国的时候，是他走出来，作为议和大臣，在那纸屈辱的降书下写下代表大清丧权辱国的一笔，于是我们诟骂他，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咬牙切齿的发泄我们的愤懑屈辱。可说得难听点，若不是他走出来，当时的中国，举目华夏九州，又可以找谁来代替他的位置呢?就算找来一个王鸿章、张鸿章，何见得能比他做得更好呢？难道因为那字是他写下，他就要承受永远的责骂吗？可是签署屈辱条约，没有谁比他更撕心裂肺。书中有一情节至今想起仍想落泪。十年前，李鸿章在天津傲慢地接见了伊藤博文，彼时李鸿章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十年后却在日本低声下气的与其签订了《马关条约》。国内群情激奋，世人叫骂声一片时，谁又能理会李鸿章心中的苦楚。在国内无一人时，李鸿章站起来，独自承担了这一切，他一肩担起了那个大厦几倾的残破王朝，也一并吞下了涌到喉头那口心头血，就从这一点来说，他应该受到尊敬，作为一个内心强大、敢于承担的英雄。

片面的给李鸿章扣上卖国贼的帽子确乎是过分的，作为晚晴统治阶层里为数不多的杰出人物之一，纵观其一生，可圈可点之处众多。从镇压太平天国发家，平了北方的捻乱，军功一项上是卓越的；开办洋务，中外政坛四十余年风云，看起来当真是风光无限啊。说简单点，他就是大清的裱糊匠，缝缝补补，在巨变的时代艰难地推着清王朝匍匐着，苟延残喘着。而李鸿章的失败亦不可忽略，梁公一针见血地指出李鸿章并没有从根本剔除清王朝的弊端也没能改变满清腐败保守没落的政治格局，无论学习洋务之皮毛、改良经济而不改良政治、北洋水军之腐败皆是不得不言之不足。但借用梁启超先生的看法，不可过多强求李鸿章，身处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背景，又有何人能挽救必亡之大清？所以梁公叹曰：“吾净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是个复杂的人物，他曾带来富国强兵之希望，也签下丧权辱国之条约，但凡因诸条约而痛斥李鸿章者，实鼠目寸光之辈。李鸿章这一生，若谈论见识眼光，其不足之处甚为明显，但终究见识广阔，强于众朝臣。李之悲哀，不在于其个人的局限，而在于从天子到戍卒，再无比他更强之人。腐败横行，封闭愚昧，万马齐喑，无可救药。而只有英雄才能识英雄，无怪乎梁公叹曰：“李之死，于中国全局有关系与否，吾不敢知；而要之现在政府失一李鸿章，如虎之丧其伥，瞽之失其相，前途岌岌，愈益多事，此又吾之所敢断言也。”

再读李鸿章之绝笔诗“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尤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他做了一辈子裱糊匠，终也修不好清王朝几倾之大厦。身处末世，做一落日孤臣，何其难也！所以字字皆伤怀，句句言不甘，所以一步一悲歌，一步一血泪。

呜呼，我当为李公、为中华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