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的文学叛徒

不更名

前言

要想真正进入魏晋时期，就得漫不经心，就得稀里糊涂，就得从从容容。边走边聊，魏晋风度也便自然而然地显露出来了。那么小心点金戈铁马，白骨残魂，走吧，我们一起去打开魏晋这扇动荡喧闹的大门吧！

首先要提个问题，今天讲的是叛徒，那么魏晋时期那些人应该被看做是叛徒呢？噢，还要定一个基调，今天，讲的是文学上的叛徒，就不要扯掉其他方面去了。鲁迅先生在演讲文章中，给我们粗粗略略地拉了一遍魏晋时期的文学发展脉络，但他其实还是有偏向的，有所指的。我就依着我粗鄙的见解，点名道姓地将这些大叛徒揪出来。曹操算一个，不过他老是被人骂作叛徒，肯定也不太介意这一顶文学史上的叛徒帽子了。第二是阮籍、嵇康这对难兄难弟了，你们俩肯定气急败坏了，不就是吃点药、喝点酒，发点牢骚，怎么就成了叛徒了？但还请你们先把架在我脖子上的刀放下，听我先把原因讲讲，再考虑要不要收拾我。第三个应该是陶渊明了，不过，像他这样的高人，应该是不太在意别人怎么说他的。

为什么说他们是大叛徒呢？还是要把它拉回到文学上来看，从汉武帝刘彻开始，董仲舒“君权神授、天人合一”的儒术十分对统治者的口味，得到了空前地肯定，统治者下令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于是，由于政治上的干预，汉朝的儒术成为了当时文学思想上的正统。所以，我把后来那些趁着动乱在文学思想上，掀起反叛风波的人称为叛徒。荣格说，一切文化都会沉淀为人格。因此，深刻意义上的文化史，也就是集体人格史。按余秋雨先生总结，这些反叛者走的是三个路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文化人格：“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重，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

简单来说，便是曹操带着他的小弟把我围在中间，“说！我写得怎么样？”一帮小弟说着就要挥舞着刀枪冲杀过来，我抬起颤颤巍巍的双手挥汗如雨，拱起手来，“丞相，磅礴宏大的生命格局，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岂是我辈小人可妄加非议的。”“哼，这还差不多，我们走。”然后是阮籍提着酒，时啸时吟地晃悠过来，“阮兄，你这写的是个啥嘛？搞都搞不懂呀。”阮籍抬起眼来神秘一笑，“嘿嘿，那就对了。”最后再碰到在南山下耕作采菊的陶渊明，“陶大前辈，你这写得有点意思啊，是返璞归真的大作哦！”他却对此置若罔闻，继续他的躬耕事业……

魏国曹家

在分说开始之前，我得先谈一谈魏晋这个特殊时期。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大动荡时期，频发的天灾，屡起的人祸，让人们的生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人们从盛世强国的美梦中惊醒了过来，不再局限于对儿女情长的温存、功名利禄的追求，转而对生命价值开始了思考，对道德伦理产生了怀疑，在人生意义中陷入了彷徨。于是，政治上的大动乱带来了思想上的大解放。余秋雨先生可能总结得更具诗意：“文化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它不再纯净，而总是以黑暗为背景，以邪恶为邻居，以不安为表情。大多正邪相生、黑白相间，甚至像波德莱尔所说的，是‘恶之花’。”

文化上的动乱首先是从社会动乱开始的，社会上的动乱是从政治上的动乱开始的。桓灵二帝在位的时候，卖官鬻爵便屡禁不止了，阶级固化得严重，寒门才子根本上不去。贵族王侯、宦官后宫又乱七八糟地轮流夺权，老百姓吃了很多苦。而从汉武帝拉到东汉末年，这些书生已经被儒学、儒术熏陶了三百多年了，当时，国家动乱不堪和儒家的道义完全是背离的，按现代的说法，这些士人书生的世界观完全崩塌了。而且，因为朝廷权力争夺得厉害，士大夫又都以天下为己任，没权没势也要强行上去争一棒子，被党锢不止，士人人身也遭受了很多迫害。于是，士人的人生态度就开始分流了，还有一小部分的人在那“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但大多数都“遁世无闷”了。

这个时候曹操就出来了，他提出要“尚刑名”，就是尊法，等于是把儒术那一套给拿掉，鲁迅先生说“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但他其实也是第一个自觉地站出来反叛儒术传统的人。接着，他又提出要清峻、通脱，正始人士基本都在按着他的步子走。因为正值军阀混战，曹操出于政治目的，提出了“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一广纳人才的方案。而且，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把持着汉朝官方正统权力，文人都主观地愿意相信他，他又给文人才子施了很多小恩小惠，于是，他们都出来跟随他了。这时候，士风又变了，从洁身自好到接受曹操的指挥棒，文风变得清峻通脱起来。建安七子中很多人都可以作代表。

在这里也可以专门为曹操一家停一下脚，我个人是偏爱曹操的，所以，我把他拿来作他们一家的代表。一家子都对文学起了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很罕见的事，哪怕是后来的王家父子，苏家父子也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就不是简简单单地权势上的差异了，他们真的为中国文学垫了很多基础的东西。鲁迅先生说“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把这一家子和时代相比，甚至隐隐约约地这一家子还要胜过时代一筹。这倒也不需太过惊讶，因为文学的确是属于一个时代，文脉却只附着在那几个人的身上。

曹操本人除了提出了这样那样的主张，他还在自觉地实践着，用作品影响着时人，《龟虽寿》、《短歌行》都是站在时代、宇宙的高度写出的作品，但它的大气磅礴与曹操本身却又如此地吻合，反而显得十分的真实，余秋雨先生说“曹操一心想做军事巨人和政治巨人而十分辛苦，却不太辛苦地成了文化巨人。”这一点很有意思，我觉得曹操正是将他的军事、政治理想与关怀糅合在了文学上，才浩浩荡荡地走出来这条慷慨英雄文化路的。曹丕最著名的不是他的诗作，而是文艺批评理论的开山之作——《典论》。他对时人和时代的总结都很有意思，再加上他后来做了皇帝，推崇以“气”写诗，还给魏晋文学加了两个新的调子，要华丽，壮大，这“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方式，也受到那个时代的追捧，二百多年来很少有人能超脱出来。当然，他自身写的诗作也不错，只是很不幸，碰到了他弟弟——曹植。他是个政治史上的悲剧人物，文学史上的大师。曹植在文学上因为他的浪漫妙思而出名，但在政治上，也由此显得过于傲慢，不会揣摩丢了权力。因此，他对文章大底是不满的，他骂文章是小道。而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不是因为他提了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正是因为他自身的躬行创新了。他觉得四言写得不痛快，于是，自己创出了五言体；又接过父亲的创作特点，在他这里真正地把乐府民歌与士人创作完全糅合了；用词又很玄妙，诗歌又很有境界。受到了很多前辈大牛的推崇。但我觉得他的诗有时候显得过于“词彩华茂”，与真正的大境界反而拉开了距离。因此，我把他排在他父亲之后，以曹操来代表曹家在文学上的最高成就。

魏晋风度

再往后走可能才真正算是进入魏晋时代了，现代人都很羡慕那个时代，觉得那个时代浪漫、自由，其实不是的。三国时期的大将军、大英雄走到这都相继谢世了，一个真正动荡无序的时期被这样那样的阴谋撕扯开了。“于是，宏谋远图不见了，壮丽的鏖战不见了，历史的诗情不见了，代之以明争暗斗、上下其手、投机取巧，代之以权术、策反、谋害。”激情和豪迈全部消失了，只有无序而纯粹的黑暗浸满了整个时代。

三曹远了之后，阮籍有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也未免偏激了。文人在摆脱了这几座大山之后，也开始各放异彩，在反叛的路上越走越远了。首先登场的是傅嘏、王粲，他们提出要校练名理，要对儒学进行新的定义和框架，改造儒学思想。何晏、王弼这俩自觉看透世事的兄弟不干了，他们在魏晋首次正大光明地将老庄思想提到了台面上，还如鲁迅先生所说，发明了五石散，要吃药喝酒，要居丧无礼。不过，他们也不是那么偏激，或者说，不敢与皇家正统思想相抗衡，也谈到要把儒学和玄学结合起来，“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

再往后走，就碰到阮籍、嵇康这两兄弟了，同样，我是用他们两兄弟来代表竹林七贤等魏晋名士的。不过，按照前文的脉络，大家也可以看到他们也不是一来就那么纯粹的谈玄说道、那么无欲、无为的，他们其实也是在继承了何晏、王弼等人的思想，选了其中一条路，走得越来越远了。他们的突破点，就在于提出了“礼岂为我辈设也！”的观点，并且，他们把这种思想表现在了行为上。阮籍可以为一个素不相识的才貌双全的兵家之女大哭一场，在美女妇人边喝酒睡觉。嵇康不管达官贵人钟会的到访，继续打铁，被山涛举荐，反而要与他绝交。除此之外，刘伶以酒解酒，阮咸用大瓮呈酒，“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看了这些，大家可能觉得任诞自由，可我也看到了那影影绰绰的潜藏痛苦。

鲁迅先生在文章中也谈到，司马懿等人对礼教的歪曲利用，“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竹林七贤等人其实是很愤怒的，“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于是，这时候，竹林七贤出来，以无礼抗有礼来表现对时代无礼的反抗，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是被迫的，是无奈的。

一直被迫保持这种不正常的反抗，又要压抑着内心真正的反抗之心，防止它表露出来，“王大曰：‘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世说新语·任诞》）。这其实是需要忍受着莫大地痛苦的。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魏晋人以狂狷来反抗这乡愿的社会，反抗这桎梏性灵的礼教和士大夫阶层的庸俗，向自己的真性情、真血性里掘发人生的真意义、真道德。他们不惜拿自己的生命、地位、名誉来冒犯统治阶级的奸雄假借礼教以维护权位的恶势力。阮籍佯狂了，刘伶纵酒了，他们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这是真性情、真血性和这虚伪的礼法社会不肯妥协的悲壮剧。这是一班在文化衰堕时期替人类冒险争取真实人生、真实道德的殉道者。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多谈一下“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的细节。首先，它是偏激的，《世说新语·忿狷》中叙及王蓝田食鸡子的故事反应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一食不得，二掷三踩，后气急败坏，干脆将其捡起嚼碎再吐出。朝不保夕的政况与混乱迷离的思想把人一直按在深水里，好不容易出来吸上一口气，生存欲望迫使他们强烈到偏激。而且竹林七贤其实也知道了自己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狂欢，从阮籍不允许阮浑再“作达”入此道中可以看出，“仲容已预之，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再说一下当时的传承，由于他们做而不述，当时之人很多人其实没有真正理解这种魏晋风度。哪怕是王羲之这样的大前辈，糊里糊涂地以为理解了这种风度，结果，做出侵犯他人权利的事情，私闯民宅只为看竹，被主人大骂无礼无道，给撵出来了。更莫说，那些只是学一下样子，也不作文的伪名士了。当然，当时其实也还是有真正继承了他们这种风度了，王羲之儿子王徽之的“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何以见戴？”与孙楚吊唁时的“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我个人觉得是深得魏晋风度的真传的，只可惜，等他们真正掌握了这种风度，也便真正明白了这种痛苦与无奈，甚至也怕会在深夜里，因为看不见其发展的方向，而浑浑落泪吧。

田园深处

历史终究成为了历史，暂时把魏晋时的压抑甩开，我们踉踉跄跄地继续往前走，往前走，你才发现已经没有什么人，看不见什么事了。其实是有一个的，你往上看、往远看，陶潜一个人孤零零的，却又高大而深邃地矗立在那里。避不开了，走，我们过来吧。

那就再说一下社会背景吧，政治上不用说，政局十分动荡不安，陶渊明一生就经历了三个朝代，而且还越是乱世，门阀制度却越是厉害，可能这也是乱世的一大原因吧！寒门才子完全被压在了底层。还有就是思想，在东汉末，佛教其实就传进来了，但直到魏晋时期，它才抓住机会，完成了本土化。魏晋人士发现佛家也是谈空说无，觉得挺好，把它也拿了进来。“非截舍儒而合于道、佛，彼善灭裂而杂糅之”到这，儒释道合流的萌芽就产生了。所以，到了陶渊明的时代，他已经开始受三教的共同影响了。

走到这，对于政局，陶渊明其实已经“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但他还是孤独的，“渊明比曹操晚了二百多年。他出生的时候，阮籍、嵇康也已经去世一百多年。”在文学这条路上，你只能一个人走了，他注定要一个人走了，他要做一件离经叛道、轰轰烈烈的平淡之事。

而对于文化、文学，他其实一开始也是迷茫的，前文已经谈到这时候儒家传统已经刻到每个人的心里。做不了尧舜，可以辅助他人成为尧舜。陶渊明年少也有过“少年壮目厉，抚剑独行游。”的男儿本色，壮怀“猛志逸四海”、建功立业的愿望。但当这个愿望与“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现实相碰撞的时候，显然碰不出什么火花来。但他还是要为了生计，在官场不停打旋，直到四十一岁，发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感叹后，与官场决裂了。

这是真正参悟后的决裂，于是，他开始了他后半生“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的生活，哪怕是去乞讨，也再没再踏入官场了。他去除了曹操父子的英雄气概，雄霸天下的纵横睥睨；他摆脱了阮籍、嵇康极端的任诞行为，所谓的高雅志趣；这时候留下的就只有他自成一派的平静了。这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的那种纯粹的平静，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那种超然的平静，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那种自然的平静。就在田园悟道中，他真正超脱了时代，他成为了一个求仁得仁，落落寡欢的独行者。

看到这，大家以为他是一个超然者。其实不是，他这时候就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且种田还种不好，经常需要别人的接济或者腆着脸出去乞讨。只是有点闲情逸致的时候，他就用自己淳朴的语言，表现一下个人真实的感情和思想。而且他也不是就完全放下了所有的杂念壮心，老年时，还坚持着咏荆轲，歌颂神勇的夸父和刑天。他其实还是一个负气之人，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所谓“不怕金刚怒目，只怕菩萨低眉”，以平淡浇心中之郁结，到陶潜这真正做到了，而这来自于陶渊明独建一宗的反叛，也注定衣被来世。

除此之外，前文已经提到儒释道三家已经开始合流了，陶渊明也受到了它们的影响。在这极端的乱世中，他没有权力，没有富贵，但他保留着理想的权利，通过参悟三家思想后的返璞归真，他创造了一个新的彼岸理想——桃花源。很多人把它理解为莫尔的乌托邦，其实莫尔在写《乌托邦》的时候是以嘲讽的口吻来写的，而陶渊明是真正呈现了一个彼岸理想给我们。所以，虽然它具有不可逆性，但依旧启迪人们想象与呼吁人们相信美好。它成为文化基因留在了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之中。

后语

鲁迅先生举例“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魏晋时期的这些反叛者也便是如此了，他们在儒术行将就木、走到尽头的时候，自觉地站了出来，或激扬天下，昂首文字，或穷途之哭，打铁锤炼，或泰然大化，低眉躬耕。他们反叛、他们革命，他们让文化，让文学又真的活了过来，他们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指引了新的方向。余秋雨先生提出的“中国文脉，是指中国文学几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正是在他们身上得到了传承与发展。成就可能有大小，但文学没有高低，这个奸臣，这帮疯子，这个农人，他们在文学史上赫赫生辉，同样伟大！

鲁迅先生谈魏晋当然是为了“以史为镜”，不仅仅是为了指导新文化运动，进行文化变革时，既要继承，也要发展。同时，也应该有指引当世之人逢于乱世，要革新思想，勇于创新的意思吧。

但到了现代，改革开放一出，外来文学思想、文化理论一冲，大家更多的是迷茫，是自愧不如。于是，一哄而上，崇拜西方思想，却又摒弃了中国优良传统文化之源。当然应该学习西方的那些不同理论的思想，但还是不应该丢掉根本。是时候，把它们捡起来了，察古观今，融会贯通，是最好的办法。余秋雨先生关于“在目前必然寂寞的文化良知领域，应该重启文脉之思，重开严选之风，重立古今坐标，重建普世范本。”的主张，饱含了对民族文脉的坚守，也启迪国家文化的真正发展方式。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自然落到吾辈身上，这是先人告诉我们的文化自觉，自觉担当，自觉守望。但在继承之后，我们能不能凿除一条新路来？这我不敢打下包票，但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思想变革已经启迪了我们一些基本的方向。

做不了新时代的文学叛徒，也望能为那些文学叛徒的出现建基构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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