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台北人》中三位女性飘零者

浅析《台北人》中三位女性飘零者

——以钱夫人、尹雪艳、金兆丽为例

摘要:白先勇先生的《台北人》是一部描绘在那个特殊年代“沦落台北的大陆客”的芸芸众生相的短篇小说集、作者结合切身体会并运用别样的写作手法展现了《游园惊梦》《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钱夫人、尹雪艳和金兆丽看似不同实则一致的命运轨迹，回顾了一个特定时期一批特殊女性令人烯嘘的生活遭遇。

关键词：台北人女性飘零者

在《台北人》的扉页，作者写道:“纪念先父们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年代。”并附刘禹锡的《乌衣巷》一诗以表达追思。书题为“台北人”，实则是“沦落台北的大陆客”。无论是钱夫人蓝田玉还是尹雪艳、金兆丽，皆如此。环境的变换让她们的生活泛起涟漪但最终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不管在哪里，她们的身份就是她们身上无法剔除的烙印，她们的挣扎，不过是换了个地方遭罪。本文主要从三位女性的名字与穿着之中浅析其飘零。

一、从名字上看人物的飘零

白先勇先生的首要高明之处便体现在其取名之中。每一个名字都与人物的性格匹配，如钱夫人蓝田玉，一块上好的美玉，落入人间，温润柔滑，但没有展现应有的价值；尹雪艳，不施粉黛却风华绝代，性格如雪般冷清，命运也似雪般飘零；金兆丽，像金子般闪耀，顾盼生姿，大胆、张扬，绚丽到极致后悄然谢幕。

钱夫人蓝田玉、尹雪艳和金兆丽的经历相互影射，都不过是对方的曾经或未来。三位都是或曾是那个时代她们圈子里的焦点，光彩照人。钱夫人过去是昆曲名伶，后来国民党大将军“钱志鹏明公正道迎回去做填房夫人”。后来不论在大陆发生的种种，钱夫人在大陆过得还是比较滋润的。可来到台湾，一切都不一样了。陌生的环境，逝去的丈夫，冷清的气氛都使钱夫人不自在，尤其跟自己过去的姐妹淘一对比，似乎角色转换了，更令她相形见细。尹雪艳和金兆丽，永远都是风光的一面，可谁又不是一步步爬上来的呢?金兆丽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恋和惨痛的回忆，尹雪艳是否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正是伤得太深，才导致了她如今波澜不惊的性格，使她不敢表露心迹。她们处在那样身不由己的时代，背负着太多创伤过活，委身于男人，不能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不然受伤的只会是自己，最后嫁给与自己年龄大相径庭的老男人，终了此生。她们都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在台湾人生地不熟，虽有旧识新知，可都不能依靠，就像钱夫人，只能活在孤独和痛苦的回忆中，而尹雪艳，虽说她“总也不老”，可她还是会老，当有一天她的追随者一一离去，当她真的成了孤家寡人，她的结局又是如何?也许就如“茶花女”玛格丽特带着遗憾、不舍、伤心和无法偿还的债务孤苦伶仃地凋零。作为身处台湾的“飘零者”，她们“像一球随风飘荡的柳絮，脚下没有扎根似的”看不到未来。

二、从“旗袍”中看人物的飘零

小说中描绘三位女性出场都是以其穿着旗袍为开端，这里的旗袍不仅是描写三位女性的媒介，也是在体现着白先勇先生的大陆情节。小说中，作者无处不透露他对大陆的眷恋和回忆，《游园惊梦》中尤为突出。“这份杭绸还是从南京带出来的呢”“可是她总觉得台湾的衣料粗糙，光泽扎眼，尤其是丝绸，哪里及得上大陆货那么细致，那么柔熟?”“可是台湾的花雕到底不及大陆的那么醇厚，饮下去终究有点割喉。”作者借钱夫人内心所想，一方面表现出钱夫人来到台湾这么多年依然对大陆的事物充满眷恋;另一方面，也可能正是是作者内心对大陆的认知。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百乐门里那间厕所只怕比夜巴黎的舞池还宽敞些”可以直接看出金兆丽对过去大上海那种豪华奢侈生活的向往。而《永远的尹雪艳》中尹雪艳那苏州腔的上海话和尹公馆里精致的京沪小菜就是对那些从大陆移居台湾每天去她家做客的“旧友新知”的最好安慰。

此外，三位主人公穿着的旗袍也是一大亮点，想必也包含着作者的特殊情怀。钱夫人“身上那件墨绿杭绸的旗袍”，是从南京带来被珍藏己久压箱底的，但是“颜色有点不对劲儿”“竟有点发乌”。钱夫人的命运就似这布料，本应是一块上好的蓝田玉，在南京好歹还风光一时，如今到了台湾，丈夫没了，众星捧月的日子也没了。再者，台北己不兴长旗袍，可她还固执地穿着“长得快拖到脚面上”的旗袍，不仅说明钱夫人己经与当时的时尚潮流脱节也表现了她对过去的不肯放手。

尹雪艳“蝉翼纱的素白旗袍”、“翻领束腰的银狐大擎”和“月白短袖的织锦旗袍”，永远是一袭素雅的白，似她本人的性情，淡漠到极点。为她付出一切的洪处长破产了，她“还算有良心”地只带走了上海厨子和苏州娘姨，所谓的良心就是与一无所有的洪处长分道扬镰。“尹雪艳永远是尹雪艳”，说的不仅是她的不老容颜，也指她毫无波澜的情绪。白色，代表了薄情的尹雪艳。她为死去的相好悼念，她为老态龙钟的吴经理庆生，她为所有的客人考虑需求，都是她交际的一种手段而己。当然，白色，也代表了祭奠，像花圈上的点点白花，为尹雪艳每天曲意逢迎的生活哀悼。相信在她心里这不是她想要过的生活，可既然如此选择，就无法回头。

金兆丽，也像她所穿的“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样，张扬，妖烧，再配上“一个大道士髻梳得乌光水滑地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地挂满一身”，这个人物形像显得更加艳丽，与尹雪艳相反，是一种放纵美。她活得多姿多彩，在哪儿都吸引着万众的目光，就如那“金丝”一般，耀眼夺目。可她终究是个舞女，甩不脱她卑微的身份和将来如钱夫人般不幸的生活那是笼罩在她身上的“黑纱”。

作者给三位主人公穿上三种风格各异的旗袍，既是用“旗袍”这一意象寄托自己的怀旧之感，也是借此来暗示女主人公的性格和命运，意义深远。

钱夫人、尹雪艳、金兆丽，三位风姿绰约的女人，在残酷的旧社会里挣扎，可是造化弄人，无论她们多么想追求心中的光明，却可望而不可得。她们生在大陆，客居台湾，漂泊无定，注定是男人消遣的工具。正如《永远的尹雪艳》中王贵生“想把原来的财富堆成三倍四倍，将尹雪艳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的链子，套在尹雪艳脖子上，把她牵回家。”美艳动人的她们在男人眼中只是“逐鹿”的猎物，用“套”、“牵”的手段便可捕获。作者将她们称为“卖腰女”，足可以体会其中无尽的辛酸和苦楚。这是值得我们同情的三个女人，这是作者记忆中那个时代的缩影。

参考文献：

[1]《台北人》白先勇广西大学出版社

[2]《飘零者的悲歌——对比分析白先勇<台北人>中钱夫人、尹雪艳、金兆丽人物形象》陈文馨

[3]《白先勇<台北人>中的大陆情节》杨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