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蜀中三杰”儒学思想刍议——唐甄的儒学教育观

清初“蜀中三杰”儒学思想刍议——唐甄的儒学教育观

唐甄（1630—1704），初名大陶，字铸万，号圃亭。中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与遂宁吕潜、新都费密，合称为“蜀中三杰”。生平事迹颇隐晦，幼年随父宦游，历吴江、北京、南京。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後困於江苏，仍志在天下，冀为王者师，著述不辍。

他一生不断地在充实丰富着自己的思想，比如富民的财政观，重农重物的生产观，批判封建专制、主张社会平等的政治观，以及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认识中，提出的尽性与事功相互统一的心性学，以及在不断地反思中得出的一系列的儒学教育观。在这里，我们主要谈及的是唐甄思想中的儒学教育观。

唐甄在对传统入学的反思中形成的儒学教育观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潜书》当中。《潜书》中阐述儒家教育的篇目主要有：辨儒、宗孟、法王、知行、性才、自明、敬修、讲学、劝学、取善、五经、得师、太子、明悌、诲子、博观、用贤、教蚕、全学、审知等诸篇。教育篇所阐述的教育主张，是以其反对君权专制政治和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学风为基础的，表现出鲜明的民主政治倾向和崇尚尊重个性与实学学风的价值取向。在对传统儒学的反思中，他得出了一系列新的儒学教育观，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尽性达才”、“明功辨义”的观点重新解释儒家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在《辨儒》篇中，唐甄指出：“圣贤之言，因时而变，所以救其失也”。儒家学说是以明道计功而有用于世治的，“儒者不言功”的观点是对儒学的歪曲。“儒之为贵者，能定乱、除暴、安百姓也”，如果事不成，功不立，儒学及其教育又有什么用呢？他批评宋代以来的所谓儒学家，空事圣人之言，而“树功则无闻焉”。什么叫做功呢？唐甄以为兵、农、刑、谷利于百姓，能治乱安邦，能使百姓安居乐，能“广济天下”，即是实功。针对宋明理学家只讲修心养性，以致“端居恭默”、“无所施张”、空知无行的流弊，指出光知“性德”而不知“性才”是不知儒学真谛的。所谓“性才”就是通过“良知”的“自修”，由道德本体之“心”所焕发并作用于客观事物的才能。“如火有明，明有光”。光的大小和明暗不同，人的“性才”亦有大小，但作为教育来讲，唯在“尽性达才”。他认为“尽性达才”“明功辨义”才是真儒学之教。唐甄主张废宋明程朱理学之教，代之以阳明致良知之教，这一主张是对明末清初所奉行的理学独尊文教政策的一个挑战，反映了他对儒学及其教育价值观的改造。

二、提出“全学”教育内容，把传统学校教学内容由单纯的书本知识扩大到现实生活与生产以及军事知识技能范围，以培养“全学人”为教育目标。

在《全学》篇，唐甄指出：“学者善独身，居平世，仁义足矣，而非全学也”。所谓“全学”，即包括仁、义、兵三方面的内容。仁与义是历来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所提倡的，但兵则为儒者所不齿。唐甄说：“君子之为学也，不可以不知兵”。“不知兵，则仁义无用，而国因以亡矣”。他批评宋明理学教育只讲仁义而耻于言兵，结果忠臣孝子虽多，但一遇社稷不幸，“君臣震慑”，为“不仁”、“不义”者虏，国破家亡。在《劝学》篇中，他批评后世儒者，将儒家学说裂为文学、事功、道学殊途，“习为迂阔无用于世，是以有薄而不为”，丧失了儒学及其为学的根本。他反复强调学以致用，应当把教育内容扩大到现实政治、生产与生活中来，不要囿于心性道德一途。他尖锐指出：“国家五十年来，为政者无一人以富民为事，上言者无一人以富民为言”，是不知“立国之道”“惟在于富”，以致“四海之内，日益贫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因此他主张以“生养之道”作为教育内容，移风易俗，使国与家富强。

三、提出治化之源在于吏治的政教思想，批评学校教育的局限性。

这一观点是针对明末东林党人过份夸大学校教育的政治作用而提出的。唐甄在《尚治》篇中指出，这种观点虽是“善言”但不能行。原因在于“讲学必树党，树党必争进退，使学者扳援奔趋而失其本心”。认为读书人以讲学来干预政治的想法和行动，在客观上根本达不到目的，相反只能使“议论害治”，“使人尚浮夸而丧其实”。因为国家政权操纵于皇帝一人之手，加之所御各级官吏极力维护君主独裁，所以知识分子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学校教育的政治作用也是很有局限的。

在上述观点中，提倡实学教育的内容与目的，指陈教育作用的局限性，以及在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和批评宋明理学教育流弊等方面，确有朴素的民主主义政治倾向和开创实学教育风气的作用。但在其他篇章中，唐甄反复强调伦理道德教育，特别是在有关家教方面，表现出强烈的禁欲主义、男尊女卑、君权至尚等倾向，加之阶级的局限，看不到劳动者的力量，并且着意贬低士林清议政治的作用，流露出消极悲观的情绪。如果剔除这些消极因素，在今天，《潜书》中的进步教育主张对于启发人们认识和批判中国传统教育是有帮助的。总的来说，唐甄思想中的儒学教育观对当时是有着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可借鉴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