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中的士人形象分析

《世说新语》中的士人形象分析

《世说新语》是刘宋王朝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门下文人编著的用来记载汉末到东晋时期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志人小说。它篇幅短小，但意蕴极深，从小故事可以窥见名士风骨。也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起到了重要作用。书中的人物极多，形象和风貌也大不相同，有名士贵族也有女性和孩童，从这些人物形象及发生在其身上的逸闻趣事足以探寻到汉末到东晋的历史，了解到士族阶层的个人思想和政治立场。

传统意义上的士人是指古代知识分子，即学习知识，传承文化，缔造文化，同时参与政治，社会地位处于卿大夫和庶民之间的群体。但本书的完成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士人的范围就不仅仅限制于读书求官的儒家追随者，还包括皇族，门阀士族，名士乃至高僧。可以说《世说新语》是魏晋时期的士人群像谱。

魏晋名士的形象从内到外可以简单概括为：外在的俊逸，言谈的深刻，兴趣的高雅。细谈，则有多类。一类是超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士人形象，代表人物是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中极具代表性的嵇康，阮籍二人，敢于挑战司马政权的正统性，对传统礼教报以怀疑态度，企图寻找心灵的自由的精神的放逐。《世说新语》中关于嵇康的故事有“临刑奏琴”“嵇康锻铁”，从容赴死，临刑奏绝唱的行为，都将任自然的飘逸表现的淋漓尽致。而阮籍更为狂漫，任性。书中“阮籍服丧”看出他超越传统道义中普通孝道而去追求情感的自然表露。不服丧，饮酒痛苦更符合失去母亲的孝子的锥心之痛。除了精神自然，道义自然，他们爱好游山玩水，服药饮酒，极力去找寻生命的本真，极力将自然和人达到物我为一的境界，所以才会提出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叩问。

一类是奸滑贪鄙的士人形象。《世说新语》中不仅记载了正面角色，也不乏有坏人的奸诈狡猾。东汉末的曹操，历来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人物，有人说他是乱世英雄，还有人称他为奸雄。本书中关于曹操记载了他幼时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潜到主人园中。劫走新妇正要离开时，袁绍被困在枳棘中，不能动弹，曹操便大吼有贼。这就看出少年曹操已经“英奸”有名。

一类是善于辩论的言语天才形象。《世说新语》中魏晋名士很重视言谈方面的能力，他们隔三差五约在一起，曲水流觞，一谈一饮，畅叙欢谈。他们的语言中重视变通，避免谈论政治，喜欢探寻讨论玄言哲语。“我自卿卿”一则中王夷甫不与庾子嵩交往，庾子嵩却亲热的称呼王夷甫卿，王夷甫让他不要这样，庾子嵩回答：“卿卿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庾子嵩欣赏王夷甫，即使王夷甫并不愿意与他亲密，他还可以用诡辩让自己的亲近合理化，这确实是一种智慧。当然名士的巧辩和重口才并不是油嘴滑舌。通过流利的口才可以结交新朋友，巩固旧情谊，是胸襟开阔的一种体现。

一类是多才多艺的作文高手形象，古时重文学，文学对社会文化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历代名士会重视个人的文字功底和文学修养，魏晋人士更会如此，所以《世说新语》中将文学排列在第四篇章。著名的曹植“七步成诗”故事，在“不成者行大法”的生死关头，即兴赋诗一首，先不管故事的真假，曹植的敏捷文思和渊博深厚的文学积累，是无可厚非的。同样竹林七贤中阮籍醉酒后朦胧状态作《劝进文》，在这种状态下的文字竟然无可挑剔，浑然天成，被称为“阮籍神笔”。《世说新语》中的才子众多，之前提到的嵇康不仅是伟大的哲人，更是大文豪。《养生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历来为人称道。魏晋时期的士人凭借自己聪敏的才思和自然的行文方式为后人留下了绚丽的瑰宝。

大多数人眼中的魏晋士人是趋于完美的读书人形象，他们相貌英俊，才华横溢，实则他们也有苦闷和不得志，不管是哪种志都没有绝对完满。面对黑暗的政治和混乱不堪的社会局面选择回避，选择通过饮酒服药，回避现实的残忍。在门阀社会里藏起锋芒，艰难前行。我们除了关注他们的飘逸还要关注他们的悲苦。

总之，魏晋士人长期处于动荡的社会中，纷繁不止的战乱使他们内心焦灼，苦闷。外在的残酷，使他们强烈渴望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追求个性，天然和自由。他们苦苦探索生命的真谛，拼命冲破束缚，从集体走向个人。这些使他们真正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