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乡土中国》里的“乡土”

论《乡土中国》里的“乡土”

引言：在谈论到如何研究中国传统基层社会—农村时，不得不提到《乡土中国》这本书，这本书是2013年4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图书，全书共计112页，作者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作者用通俗，简洁的语言对中国的基层社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理论上的概述和分析，较为全面的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正因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以前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能够从土地里找到。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乡土中国》这本书之所以具有重要的意义，得从这本书的框架构思谈起，该书的目录部分就分为了乡土和人文两部分，通过流畅的过渡，将中国的乡土情怀与人们的传统的宗法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从而烘托出这本书的主题，乡土下的中国人文和物质情怀，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能够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里要有家法，夫妇间要相敬如宾，妻子要三从四德。在乡下，通常都是男的和男的在一齐，女的和女的在一齐，孩子们又在一齐，这是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距离。中国人在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

当我们把视线从乡下转移到整个中国社会，我们便会发现这的确是一个乡土的中国，费先生提到两个概念——团体格局和差序格局，谈到西方人的团体意识和他们那象征着团体的神，着重讨论了中国社会的乡土特性。我自己的看法是中国和西方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西方却早已步入资本主义社会，早先以放牧为主的欧洲人进入资本主义礼貌，而后剧烈的社会变革彻底确立了团体格局，而中国一向已农经济为主，受儒家“克己复礼为仁”的封建思想影响数千年，在物质上的自己自足决定了意识上的自私，一味克己，埋头为自己的修养和前途而独自寒窗，闭门造车，悬梁刺股也须自己动手，很少有合作而取得的成果。孟子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这句话道出了差异的客观存在性。克己的发展会导致差异，费先生的圈子理论可谓恰当，每个人周围都会构成一个圈子而不管你情愿不情愿，这大大小小的圈子以一个“己”为中心，这让我想到“找熟人”这个词。大大小小的圈子就像一个个势力范围，有其众多的依附者，而圈子也难免重叠，于是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就不可避免的复杂化，而这重叠区也是最繁忙的一处了。

其实这本书能够思考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有人说这本书创作于1980年代，当时已经有人发现中国这样的社会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其中原因又深深根结于中国这上下五千年的土地，费老就将他于之的思考写了下来。到了此刻，中国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称之为一个陌生人社会了，平等和契约必然代替道德来管理社会。那么，中国究竟何去何从？这使我不得不将这本书联想到了阎连科笔下的《我与父辈》作为同样描写中国乡土的文章，两者有着相似也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我与父辈》引一书是以《日光流年》、《受活》、《风雅颂》等长篇小说享誉文坛的阎连科，擅长写豫地风情，每部小说都是将思绪拉回到魔幻的耙耧山脉，以乡村的奇事抵御都市时尚的侵袭，这是阎连科作为一个豫地农家子弟性情使然。在长篇散文《我与父辈》中，阎连科同样真切地描绘了那场由记忆组成的乡村梦，比小说更真切，更值得回味。

时刻的流逝总是在不停记录历史的进程，越过世纪的门槛，回首总结上个百年的中国社会学发展，总会有许多名字让人铭刻在心。费孝通先生作为一代学人的典范，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为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倾其一生心力，可谓著作等身，学问深厚；而其代表作《乡土中国》更是影响深远，堪称经典之作，至今仍嘉惠后辈学人，引领探究中国传统社会的特质，发掘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