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名著导读

最近读了罗常培先生所著的《语言与文化》，这本书相对于传统的学术方面的语言学知识来说，有许多通俗的看点。因为文化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将语言学和文化联系起来，会有许多不一样的惊喜与乐趣。

这本书大致从六个方面来论述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其中包括从语词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等等，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第三章：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造词心理，很大归咎于这个民族自身的文化。比如罗常培先生提到，在中国西南边境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倮倮叫妻做“穿针婆”；叫发怒做“血滚”等，这就可以体现出这个民族对于妻的看法和词语的构成多多少少都和这些动作或状态的心理情景有关。我查阅了相关倮倮族的婚姻制度，得知倮倮人的家庭形态主要是一夫一妻制。过去，早婚较普遍，13至14岁就结婚，但基本是在本民族内通婚。有姑舅表婚，舅舅甥女还在襁褓中，姑姑就来给自己的儿子订亲。而姑姑只能嫁一个女儿给舅舅家，超过一女就会遭到别人的耻笑。所以，我们可以得知倮倮这个民族女性的地位并不高，所以他们对于妻的称谓也大概是与这个民族的婚嫁文化有关。罗常培先生还提到，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某些民族知识所能解答的范围以外，往往就会发生许多神异的揣测。比如福贡的傈傈叫“虹”做“黄马吃水”；路南的撒尼叫日食做“太阳被虎吃”，叫月食做“月亮被狗吃”等。这一现象与刚才提到的对动作的状态和心理来造词的现象大相径庭。说明我们古代人们很善于利用生活现象和实际情况来造词，显然，造的词也是较为低级、浅显易懂的。

这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我对四川方言做的一个调研。我在研究四川方言与文化的关系时，了解到人们的造词心理与当地的习俗也有关系。比如，“九碗”、“九斗碗”、“吃酒（九）碗”的习俗，“斗”，在四川方言中有“大”的意思。“九碗”是指筵席上的九碗主菜。一般在四川地区举行结婚或祝寿的宴席，席上的菜一般是九碗，不会是十碗，也不会是八碗。这是因为在川方言中“十”与“石”同音，只有牲畜类才“吃石碗”；而叫花子、乞丐来祝贺时，主人都会热情地招待他们，多为八人一席，桌上八碗菜。因此，在四川某地区就把八碗席称为“叫花子席”，十碗为“猪狗席”。再比如，从语音方面来讲，四川话中“舌”与“折”、“佘”同音，所以在菜市场的肉贩子那里，通常都把“牛舌”、“猪舌”称作“牛招财”、“猪招财”。这也是一个造词心理的体现。

本书还讲到了从姓氏和别号来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这体现于许多姓氏和别号都是由宗教词汇演变而来。比如书中提到北周宇文护的小字萨保，就与袄教有关。“萨宝即萨保，皆回文sartpau之译音，义为商队首领。或元朝的阔里吉思是由基督教中的Georgius演变而来的。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离我最近的例子就是如今许多信仰基督教的父母在给自己的孩子取小名时，都会参照《圣经》里的许多赋予意义的词汇，比如“以撒”表示喜笑；“大卫”表示可爱的；“约瑟”代表加增等等。

除此之外，本书还讲到了借字反映文化的接触。比如“葡萄”这个词，就是由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据考证，葡萄一词当由《汉书·西域传》乌戈山离的扑挑国而来。这也印证了我们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与融合之中，也带回了大量的外国词汇。如今用得最多的就是咖啡、逻辑、麦克风等等。

书中还提到了许多关于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这里就不一一赘述。罗常培先生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语言是社会组织的产物，是跟着社会发展的进程而演变的”。这依然可以用我对四川方言的考察来回答。比如地域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社会文化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和制约。其一，人口迁徙。四川在明末清初时发生了一次巨大的人口迁徙活动“湖广填四川”。由于四川战乱导致人口锐减，中央和地方官员就采取各种办法吸引外地移民，其中多以湖南、广西等地为多。这也导致当时四川引入了一些外地的文化，包括语音和词汇；第二个就是特有地理环境的影响。山多、沟多、坎多，是川渝特有的地理环境。于是在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就产生了很多与沟沟坎坎有关的词语，例如：“拿不过沟、翻不过坳”、“爬坡”、“上坎”、“翻山”等方言词语；其三，历史原因以及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四川方言中“打牙祭”这一俗语也与古时军旅文化有关。“牙祭”本是古时军营中的一种制度。在古代，将帅的营帐前，往往立有一根饰以象牙的大旗，叫做“牙旗”。每月初二、十六都要宰杀牲畜来祭牙旗，称为“牙祭”，后来就引申到了开荤、吃肉的意思。最后，人文环境、社会生活因素的影响也对语言的形成有较大影响。比如成都人喜欢说“摆龙门阵”、“安逸”、“巴适”，这就是一种成都休闲慢生活的都市文化的体现。

总之，这本书较传统的枯燥语言学书籍，对我的启发较大。一个地方的文化除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首先就体现在这个地区的语言。所以，对于语言与文化的探究，或许目前我们还只局限于冰山一角。但这样的研究，无疑是有意义且充满乐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