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
以上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伍子胥的评价,从隐忍到最后的爆发,也是司马迁对伍子胥这个人物作传的基本路线和线索。
伍子胥(公元前559年—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本楚国人今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春秋末期吴国大夫、军事家。以封于申,也称申胥。
楚平王时期,费无忌是“楚之谗人”,也是伍子胥遭难的始作俑者。昭公十九年载,费无忌因无宠于太子建而生嫉恨,于是唆使楚平王自娶本应嫁给太子的秦女,又设计使太子居城父。昭公二十年,费无忌挑唆平王杀伍奢、伍尚、伍子胥、太子建。在生死时刻,伍尚对弟弟伍子胥说:“我能死,尔能报。”父亲伍奢闻伍子胥出逃后说:“楚君、大夫其旰食乎!”为复仇埋下了伏笔。
伍子胥找到楚国太子建一路逃亡,先至宋,后至郑,经历别国动乱篡位,几乎绝命。后又与太子之子胜逃亡。逃至昭关,仍被人追杀,昭关凶险,几不能过,伍子胥一夜白头。逃出昭关,路遇大河阻道,后有追兵,幸有老渔夫划船前来,为了使老翁不出卖自己,伍子胥解下祖传宝剑相送,言值三百金,老翁愤道,楚国以五万石粮食悬赏你,我在乎区区三百金吗?为了使伍子胥放心,老翁拔剑自刎。伍子胥昼夜逃走,饥饿不已,向在河边洗衣服的女子乞食,得食之后,伍子胥告诫浣纱女,希望为自己的行踪保密,浣纱女听闻此言,为表诚心,跳河自尽。伍子胥逃亡路上,渔夫,浣纱女以死明志。
后来,伍子胥又逃亡到吴国,恰逢吴国和楚国正在交战,伍子胥于是跟随公子光出战,助公子光谋反,后公子光登基,封伍子胥为官,吴国打败楚国后,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此说法未经过考证),以慰含冤而死的父亲和哥哥的在天之灵。
后来,伍子胥因奸人伯嚭陷害,而被夫差赐剑身亡。临死之时让门客挖下他的双眼悬挂在楚国都城门口,让他看到吴国被越国所灭。
这就是整个伍子胥复仇之路,路上充满着坎坷曲折,在他复仇的道路上,他遭难,逃亡,伐楚,入郢。可是当他一想到自己的父亲和大哥惨遭毒手,内心就会愤愤不平,想为他们报仇,所以他卧薪尝胆,脚踏实地,坚贞不屈,心中充满着斗志,信念感十足。
司马迁笔下深刻地刻画了伍子胥复仇的一步步,从复仇前期的准备,到准备复仇,再到时机成熟,每一部分都用了很巧妙的过渡,将伍子胥的性格特征描写的淋漓尽致,跃然纸上。从刻画人物的细节描写,封建社会的社会气氛的渲染,将一个内心充满信念,坚贞不屈,隐忍,性格刚烈,忠贞,勇士伍子胥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为此,司马迁深刻地表达出了伍子胥的形象,表露出了忠直,隐忍,同强权政治的反抗精神的核心精神,为世人留下了伍子胥千秋的故事,其性格特征铭记于心。
但除开司马迁对于伍子胥的肯定,其否定也是存在的。对于伍子胥的破楚鞭尸,司马迁认为其“怨毒之于人甚哉”。所以,司马迁对于史记的编撰是有其主观意识和伦理道德存在的,但辩证看之不足为过,只是史记中对于此事的记载并不明确清晰,学术界关于伍子胥是否鞭尸也存在诸多争议。这里也就不多作赘述。
关于伍子胥的美学意义,在我看来是伍子胥的复仇故事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当然要追溯于在那个封建社会下,时代和阶级的共同追求,深刻表现出那种对不幸和强权政治的反抗精神,不屈从,坚贞不渝,所以能够深刻地体会到司马迁描写伍子胥对中华的美学意义在于个体在面对邪恶势力和强权政治所作出的顽强抵抗,显示出了人活于世上为争取信念和存在价值而奋斗的崇高美,悲壮美,将伍子胥的人性光辉表现得淋漓尽致。
北师大教授过常宝先生提到,伍子胥的关键词就是刚戾忍詬。他的隐忍,已超乎了常人。他逾越了道德的底线和伦理的鞭笞,眼中只燃起复仇的火焰。所以,司马迁对于伍子胥的描写是不能全盘肯定的,包括后来引入了申包胥这一复国者的形象,也是对其道德流失的补偿。但伍子胥是否已因复仇沦落为一个杀人如麻、残忍血腥的人呢?我认为不是。从一开始不阻止哥哥同父亲一同去死,到后来明知申包胥会复兴楚国却依然不采取行动阻碍,都是他对自己道德与道义的一种反省。只因其人生最高价值已经是复仇,所以只能借助他人之手来填补内心对自己的谴责。所以,伍子胥这个人物无疑是伟大的,他并不单纯是一个复仇者。这是其最大的美学意义。
而所存在的文化意义也是如此,在伍子胥的复仇之路上,他内心是充满着坚定的信念,不管经历了什么坎坷曲折,但是他内心的想法与信念却从未动摇过。从伍子胥的复仇道路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表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与孝的伦理道德,值得后世人们去学习与铭记。
所以对于伍子胥其实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也不足为过,他下场凄凉,被奸人所害,他被束缚在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之中,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他那人性的光辉,对不屈势力的反抗精神,还有他对家国的情怀,充满正义的勇士形象,值得我们去学习,让伍子胥的故事传承下去,让伍子胥的高尚人格,伟大精神力量定格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