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殇思》读书报告

两个世纪前的中国，并未像今日这样的平静。

自从虎门的硝烟升起，中国便陷入了无尽的恐慌与危难之中。

我们未曾缺乏爱国勇士与救国大家，却在西方的入侵中显得尤为微不足道、无能为力。

中国，曾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厚、自然资源满足的大国。这个观点，在我最近读的《甲午殇思》中被反复提到。这本书，由刘声动、张铁柱主编，真实再现了19世界末的中国，是怎样的一片狼藉与自我挣扎，读这本书，我并未想揭露那过去尘封已久的历史，却只是想在冥冥中，让我们这一代，未曾遭遇过当时的惨状的这一代，对中国有那么一些不一样的深思与认知。

本书的正文开篇，便是一名记者与刘亚洲的谈话内容，虽显空洞，却正是让我从这样平静又平常的谈话中了解到了许多。刘亚洲，安徽宿县人，浙江宁波出生，197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外语系英文专业毕业，大学学历，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这位大将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让我了解到了当时中国的屡次战败，并非偶然，而是必然。刘亚洲先生分别从多个方面分析了甲午战争中国的战败。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从制度和战略方面的分析。他指出在制度方面，中国的无数次救亡图存的改革、革命，并未起到决定性和根本性的作用。在我们初中、高中的历史课本中，对于中国的近代史，都有着一个明确的结论：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但大家剥离了教科书的束缚后，单独就这一结论思考，到底为何？我认为，这与中国和西方制度层面的差异有着大大的联系。法国大革命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才勉强将资本主义扶上正轨，而中国，仅凭着辛亥革命的挫折，就宣告资本主义的终结。这是一种对上层建筑并不负责任的体现。但属实，中国即使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终究是一条曲折惊险的路，这和人民阶级、社会认知、统治阶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国的正统学派儒家学派，即便是经历了秦朝的焚书坑儒、明朝的文字狱等挫折，依然根植在每个人民的潜意识中，这种可怕的“社会契约”，决定了革命的道路在我国基本行不通。所以，资产阶级因为失败则被人民大众扣上了“软弱”的帽子，这显然犯了唯心主义的错误。所以，在我看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辛亥革命这样的社会活动是大致相似的，我们并不能单从中国的军事设备和军人素养来断定其失败原因，归根结底，是要看最深层的东西。

刘亚洲先生提到，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战争+国民+国民国家形成”这种形式，构建了近代日本的国家模式。而大清帝国，则过于注重于将战争扣在老百姓的头上。当时大量地向民间征兵、培养军事人才等，使国家过于偏向于战争，而忽略了国家与国民，这也是甲午战败的一大重要因素。一个国家，对于人才的培养，应囊括文学、艺术、品德、军事等等，这样的教育培育出来的国民才是优质的。日本在当时则注重于“欧化”后的新式教育，而舍弃了“唐化”后的旧式教育中的糟粕，这使得日本当时军队，都是受过小学教育水平以上。这就造就了日本的胜利，且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10年，又打赢了日俄战争。好在中国只愚昧了那一阵子，后来抗日战争时期的红军，就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所以他们不畏艰辛、战无不胜。

接下来便是战略问题。做任何事情，战略都应放在第一位。这和我们平时的学习计划一样，我们想要通过一场面试，也是需要战略的。战略的制定，首先就需要对世界格局有一个非常明确和深入的认知。在当时狭窄的东亚，中国可以说是独领群雄。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和“欧化”后，已然慢慢崛起。在这样的东亚，是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强大起来的。所以在这样的形势下，两国必有一战。日本对这样的国际形势有着明确的认识，而清朝则模凌两可。所以，日本在这样的环境下，实现了由传统国家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的彻底变革；而清朝，经历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后，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北洋军队的全军覆没宣告了战争和运动的同时失败。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是强兵之本”。清朝即使大规模地征兵，却未曾“强兵”，导致中国的军队虽人数众多，却与日本军队的实力相差甚远。所以，刘亚洲先生也提到了：全世界的鸡蛋联合在一起，也不能打碎石头。

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是继1840年鸦片战争后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重大打击与唤醒。《马关条约》的签订，是中国历史上又一重大耻辱。中方代表李鸿章、李经方在谈判桌上，忍痛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岛等给日本。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的叙利亚形势。美国在英法两国的支持下，以叙利亚政府使用生化武器为由，对叙利亚发射了数枚战斧巡航导弹，对叙利亚展开了空袭。这背后的无形硝烟，其实早已在联合国打响。叙利亚常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的一张照片传遍了朋友圈。图片中，他无言地坐在窗边，窗外一片宁静与祥和。但他身后的国家，却遭受着战火与灾难。作为一个弱者的呐喊，他在联合国的发言中作出了最后的呻吟，而英美代表却在他开始发言的时候，就早早地起身离开了会议现场。这一幕，和当时的中国又何为不像？“弱国无外交”已然成为了世界法则，弱国更弱、强国更强。这样的现象着实令人心酸而又无能为力。中国历史上不乏像《马关条约》这样的不平等耻辱条约。如1919年顾维钧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巴黎和会，却依然未能改变失去山东的事实，这就是一个弱小的国家，在面对资本主义列强时的无奈。但我们未曾胆怯，我们只是无力改变这样的现实。

一场战争，最能够反应一个国家的各方面水平。如今中国的发达，少不了从前在历史中碰的壁和摔的跤。甲午的战败，不仅仅有之前的提到的国家之制度、战略问题，还关乎着领导人的问题。当时的谈判官李鸿章，此人虽在中国的近代化中贡献极大，但对于甲午战争，他缺乏足够的应对经验与备战。甲午战争，并非偶然，日本早已蓄谋已久，且在军事备战方面有着充足的资源与应对方案。而中国，李鸿章处境暧昧，举棋不定。前面提到，清军的数量其实是庞大的，但在甲午海战时，李鸿章由于形势严峻不敢贸然增兵，也无法撤兵，所以造成中国海军的弱势地位。如今网络上不乏对李鸿章的批判和“洗白”，但我认为，历史上的每一个人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地位。没有前人种树，就无后人乘凉。对于历史人物的过失与功德，我们只需辩证看之，不必过度捧杀。

这本书，不仅旨在描写甲午年代的事迹，更多的，是想给中国在战争方面有更加全面的认识与认知。一场历史事件的成功与失败，不在结果，而在过程。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从不断的探索当中吸取各方面的教训，填补我们各个方面的不足，才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历史从不缺乏聪明的人，只是这种所谓聪明，何以用之？纵观世界之历史，日本明治维新、英国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哪个不是在无数的受挫中经过不断的崛起、求新而成功？我们不怕失败，我们只是害怕找不到失败的原因。

总之，《甲午殇思》这本书，让我对曾经的中国显然有了新的认识。曾经，我常认为中国的失败是归咎于弱小，但可想曾经的中国，却是东方的一条“巨龙”。唐朝时代，中国正享受着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玄奘游走西域三十二国、李白对酒当歌。文明古国如何沦落为“东亚病夫”？这需要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认知。我为今日的中国感到骄傲，却不能忘记惨重的历史带给我们的教训。否则，尘封已久的历史，终将在未来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