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戊戌变法的另面》有感

读《戊戌变法的另面》有感

无论是对于历史学家还是阅读历史的读者来说，由于史料的保存多有缺憾，在阅读到历史的“正面”同时，又阅读到历史的“另面”的精彩，是一种幸运。

在《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的序言中，作者茅海建感叹阅读这份史料有“惊心动魄”之感，他所感受到的惊心动魄，普通读者可能难以感同身受，需要对历史细节之更细微之处，有敏锐体察的历史观察者，方能获得此种感受。不过，正如茅海建所说，今天对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新鲜的认识，有了恰当的把握，得出较为中肯的结论，似非为在观念或方法论上有大的突破，很可能只是明晰了其中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因张之洞档案，关于戊戌变法，确实让人有新鲜的感觉，获得更为恰当的认知。为了能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使研究者能更广泛地利用这批史料，他使用了阅读笔记的写作方法，以能较多地发表史料，并加以详细的注释，这种方法也带来了很多影响。第一，各章叙事的时间顺序会重复，好处是方便阅读，缺点是有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需要互相参阅，也需要对参阅内容在注释中加以说明。第二，本书中的一些内容，尤其是关于总体情况及相关背景的内容，难融入各章之中，需要另行说明。

戊戌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康有为、梁启超，政变后避往海外，完成一系列关于戊戌变法的著述，也成为后来研究戊戌变法的重要史料。毫无疑问，康、梁是当事人，他们的著述自然有着很高的价值，但他们著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探讨历史的真相，而是其政治斗争的需要，故在其著述中有着诸多作伪。康、梁作为政治活动家，此类行动自有其合理性，但给今日历史学家留下了疑难，若信之，必有误，若不信，又从何处去找戊戌变法的可靠史料？本书作者茅海建从新近披露的张之洞档案中试图还原戊戌变法的另面。

本书开篇就讲述了张之洞和康有为的相识，张之洞是那个时代官场上的特例，他有着极高的天分，这让他在极为狭窄的科举之途上脱颖而出，又在人才密集的翰林院中大显才华。像曾国藩、李鸿章都是以军功显著而封疆，但张之洞却因为奏章锋芒毕露而封疆，而慈禧太后的青睐更是让他仕途顺利。张之洞和康有为的相识得源于一个叫梁鼎芬的人，梁鼎芬本是一位科场青年得意者，但因为弹劾李鸿章而得罪了慈禧太后被贬，可是从“张之洞档案”中可见，张之洞为梁鼎芬安排了一切，甚为殷勤，虽然是张之洞的晚辈，但是却是对张之洞影响力极大的幕僚。而康有为是梁鼎芬的同乡，且多有交谊，在刘圣宜的《梁庆桂传略》称言：梁庆桂与梁鼎芬、康有为“时相往来，为兰契交。据康氏近亲所述，康有为读书勤奋，常自南海县西樵乡到广州西关下九甫梁庆桂家借书阅读，有时在梁家住下读书。而且康有为入京考试的费用也常由梁家供应。梁家晚辈犹记幼时呼梁鼎芬、康有为为大叔公、二叔公。”黄遵宪称，他之所以认识康有为是梁鼎芬的介绍，“闻梁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这些都说明梁鼎芬与康有为的关系密切。

康有为和张之洞的初次相识应该是在光绪二十一年的秋天。光绪二十一年春，清廷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张之洞本就对李鸿章有恶感，所以对这次议和、尤其是《马关条约》坚决反对，后因为北洋军阀的落败，李鸿章地位一落千丈，而张之洞有又是清朝高官中最具新思想的，门生很多，幕中又有很多新派之士。而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春，正值马关议和期间，他与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公车联名上书。两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光绪二十一年秋在南京相会，其中梁鼎芬“力为周旋”。

戊戌变法另面之一，康有为的眼光和自我感觉。张之洞档案中，最让茅海建怦然心动的，是《张文襄公家藏手札·家属类》，其中有张之洞之子张权来信4件、侄张检来信1件、侄张彬来信2件，内容皆是向张之洞报告京中政治情况，涉及戊戌变法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核心机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同办强学会期间，张权开始与康有为交往，他在书信中透露出对康有为的不信任，其中一个理由是，康有为与皇室弟子溥侗结交，溥侗为乾隆第十一子曾孙的儿子，彼时二十一岁，封镇国将军，极富艺术细胞，在政治上无可赞赏之处，康有为却称其天资高有见识志向，为王贝之中的人才。外臣与皇室结交为政治大忌，张权从传统政治原则出发，认为康有为叵测卑鄙，不敢近之。

康有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称“总理大臣代递谢恩折，上命曰‘何必代递，后此康有为有折，可令其直递来’……时吾递折，及有所传旨，皆军机大臣廖仲山为之。”而张权密信透露的消息是，廖本人不敢不与之递，颇无奈。另外，光绪帝有意设立待诏所以安置康梁，很可能只是当时的一种传说，无实际根据，所谓待诏所只是一个上书收转机构，无实际政治权力。戊戌变法另面之二，康圣人诬指张之洞“请杀六君子”。维新派领袖唐才常于1900年领导自立军起义被杀后，康有为悲愤而作《驳后党逆贼张之洞、于荫霖诬捏伪示》，文中有一句称：“张之洞本为新党，自恐不免，乃请杀谭（谭嗣同）、杨（杨锐）等六人，以求避党祸，其忍于杀帝党久矣”。而张之洞档案中由张亲笔所写的原件，所透露的却是张、杨之间有着深厚情感，杨锐为张之洞幕僚，由后者保障其物质生活无忧，而杨最重要的工作，是在京中向张之洞提供政治情报。

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给杨锐发去大量电报，交办了很多事情。其中有一电报，张之洞告诉杨锐：“康长素（即康有为）与仆有隙，意甚险恶。凡敝处议论举动，务望秘之，不可告康。切祷。”而杨锐曾与人密谋，“请张之洞来京面询事宜”，为平衡朝内政治力量，慈禧太后批准了这个请求，只是后来因突发事件，张之洞没有成功入京。

戊戌政变发生之后，听到杨锐被捕，张之洞知道消息后，很是焦虑不安，连续发电给张权，先是询问：“叔峤（杨锐字）奇灾骇绝，究因何故？尚有复文否，念甚。”后又担心杨锐受康有为牵累：“叔峤并非康党，何以四章京同罪，焦急亟念。岂康曾保四人耶？能知受累之故否？”之后又发电给直隶总督荣禄的幕僚，称杨锐品行端洁，文学雅通，平日议论极恶康学，确非康党，可见张之洞有意护杨，并展开营救，最后无果。1902年，张之洞再度署理两江总督，重游鸡鸣寺，徘徊当年与杨锐尽夜酒谈之处，“大为震悼”，为了纪念杨锐，造了“豁蒙楼”，取名于当年杨锐所颂“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

戊戌变法另面之三，不识时务的政治幼稚者。1898年10月6日，康有为在香港接受了香港当时最大的英文报纸《德臣报》的采访，政治经验严重不足的康有为，在采访中对慈禧太后大加攻击，称慈禧只是个妃子，光绪帝已经认识到她不是自己真正的母亲，又称光绪帝对自己如何信任，夸大他本人在维新运动中的作用，还称光绪帝已经给他密诏（实为康有为自己改窜或自拟的密诏），要让他去英国求救，恢复光绪帝的权力。彼时慈禧正有废帝之心，而朝中刘坤一等大臣为保全光绪帝正竭尽心力。康有为的一面之词，简直是火上加油，慈禧据此可以认为光绪帝通过康有为与外国人勾结。这个采访，对正被羁押北京的光绪帝极为不利。张之洞看到采访后，大为震怒，发电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上海道蔡钧：“此报流传，为害甚烈。望飞速电嘱上海道，速与该报馆并领事切商，告以康有为断非端正忠爱之人，嘱其万勿再为传播……”

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假设康有为有自知之明，清晰明智的启蒙与政治改革的推进，当区别对待，前者自己来践行，后者让张之洞等政治实力派去开拓，双线互动，也许结局会两样。当然，如茅海建在《戊戌变法的另面·导言》中所感慨：历史没有如果，也容不下太多假设。

比如维新的关键时刻，张之洞这样的老狐狸是并不愿意进京的，深怕老太后或者光绪相中他，留京进总理衙门或者军机处。一般同僚，甚至亲信下属，都可能以留京为荣，但张之洞没有那么幼稚。先是听闻袁世凯面圣时要推荐自己进京，吓得张之洞赶紧给驻京办代表密电：快点替我拦住，本人“才具不胜，性情不宜，精神不支，万万不可”。后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也巴不得老张能进京，以致于老张不得不给对方说实话：“在外所办虽系一枝一节之事，然尚有一枝一节可办耳。”又比如变法期间，张之洞一再对同党断言，康有为这帮人，主张“平等、平权，一万年做不到，一味呓语云云”

通过这些细节，我甚至能想象出张之洞的样子与神情来，更要命的是，历史与现实之间，也轰然接通了，似乎让我看到了历史的路径，与未来的走向。研究历史，难道这些不正是我们要追寻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