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鸦片战争,我们并不会感到陌生,从我们学习历史的那一刻开始,历史教科书便告诉我们:鸦片战争是一场由英国发动的侵略性战争,其根本目的在于打开中国市场。鸦片战争的落败使得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当我们以这样一个根基被灌输于鸦片战争带来的种种之时,有一个人,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使得许多在今人看来是荒谬的现象得以显示其在当时环境中的“合理性”。他所关注的是战败的原因,而不是如今我们苦苦追求的意义。当我读了此书过后,也实在是感到十分的惊讶,那些在我脑海里根深蒂固的认知似乎变得十分的渺小与可笑,我发现自己对于鸦片战争的认识又深刻了那么一点,并由衷的佩服茅海建先生独到的思维方式。本书虽颇有争议,但更能加深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绪论以琦善作为全书的引题人物,驳斥了“琦善卖国论”的说法,凸显出作者对于鸦片战争的一系列思考过程以及带来的疑问。鸦片战争的失败,究竟应归结于中国的落后和保守,还是应当归结于琦善等人的卖国?当时中国的正确之途,究竟是彻底地改弦更张,还是只需要重用林则徐等力主抵抗的官僚?这无疑告诉我们作者将会是以批判主义的史学角度去看待这场战争。
本书的主要章节为: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剿”“抚”“剿”的回旋、广州的“战局”、东南壁垒的倾塌、“抚”议再起、平等与不平等、历史的诉说。
通过与英国军事力量的对比,不难发现清朝在武器装备上质量低劣,海面战斗力差;兵力与编制方面,人多但分散,调兵速度慢;士兵与军官方面,多为吃空额,克扣兵饷,贪赃枉法。作者说:鸦片战争时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这句话点评的恰如其分。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有着他不可或缺的地位,但作者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他并未意识到禁烟运动的对手不只是一个个的英国人,而是整个庞大的帝国。商业对抗化为武力对抗,没有人认清真正的局势,战争的到来可谓必不可少。
凌乱的战败讯息以及道光帝的盲目自大,使得他对待逆夷的本能反应便是主剿。而一次次的战而不胜让道光帝不得不转为抚夷。琦善在之后公然违抗“主剿”的旨意,意图和谈的行为也没能阻挡英军开战的步伐。
在国家危机时刻,官员一心想的只是升官发财。捏造功绩,擅自通商,夸大战绩,信口雌黄等等。被赞颂的三元里战役最终却是为了保家而不是卫国。
两个丑角卖国求荣致使局面一败涂地。自以为民心一致便可战胜外夷的想法落败。没有严格的训练,没有原则的编排,仅为利益而上战场又怎会有战斗力,又怎会不逃脱?可若不逃脱,不也是白白送死,对于国家一无所益。
吃尽了苦头后终于有人说真话,道光绪也明白清军大获全胜已然不可能。草草签订条约,只为英军立刻退出。英军只以一句话来表示他们的得意:中国被一女子征服了。
战败的中国签订了诸多不平等条约,看似是选择了最小的伤害,却是挖了一个大窟窿。被侵略者打的毫无还手之力时仍做着天朝美梦,愚昧和无知仍在继续。中国人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来明白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
整个天朝以及它背后的统治者在这场鸦片战争中似乎太过的盲目自大。在琦善与英国的义律书信交往中,便是狂妄自大的口吻,更好笑的以为通商是天朝施于蛮夷的一种恩惠,是“怀柔远人”的一种策略。这种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高人一等的位置,丝毫不去忌惮他国的势力,以致到最后战败,也不愿承认区区蛮夷竟能打败天朝,把种种责任推卸于官员的无能和士兵的软弱。照这样看来,鸦片战争是不是必然失败?结果好像是肯定的。
爱国派其实是主战派,投降派其实是主和派,一个以“剿”为主,一个以“抚”为主,但出发点都是为了清王朝的统治。爱国派的立场未必是爱国,投降派的背景也亦非是卖国。战争的失败总得有人来背这个锅,做替罪羊,以此来掩盖道光皇帝以及整个天朝的失败,使自己能够心安理得的接受战败的结果,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春秋大梦。或许换个时代,这些所谓的“卖国者”、“爱国者”被打上的标签会截然不同。
虽说茅海建先生在写此书时考证大量史料,力图还原当时的场景,但他也在书中曾质疑自己是否真正的做到了不偏不倚,不带自我情绪的去看待这段历史。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评价。难得的是,他并没有被其他史书的视角所困住,而是重新审视了鸦片战争中每一个人物的表现和分析每一个事件的细节。
历史并没有传说中如此的神话,琦善在某个方面来看并非绝对意义上的卖国贼,引以为傲的三里元战争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保家而不是卫国。这本书告诉我们,凡事都应该力图以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去看待。教科书所说的也不全然是对的,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而对历史的解读却是五花八门的,重要的是对于这段历史的思考。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
最后,我想引用书中的一句话——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