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出生于1828年,俄罗斯一个贵族家庭,17岁考入喀山大学东方语言系学习,21岁随兄长前往高加索参军,之后,回到家乡。直到1869年的《战争与和平》发表,其文学创作终于迎来高峰。而《安娜·卡列尼娜》也紧随其后诞生。虽然没有宏大的历史观和战争场面,也没有强烈的训诫和说说教意味,但是《安娜·卡列尼娜》却通过一个贵族家庭的瓦解展现出农奴制改革后俄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也使得俄国文学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刘文飞曾这样评价这部作品,“在列夫·托尔斯泰的整个作品体系中,《安娜·卡列尼娜》应该被放在一个核心地位上。”托尔斯泰是俄罗斯最伟大的作家,甚至说没有之一,一般,我们在世界文学史上有这样一个说法,整个世界文学的历史有三个高峰,第一个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第二个是莎士比亚,第三个就是托尔斯泰。托尔斯泰写了四十五卷的小说作品,但是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还是三部作品,《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在这三部作品之中,《安娜·卡列尼娜》从时间点上来说是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位置上,也就是说托尔斯泰在开始写这部作品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四卷本,100多万字的小说,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他的小说创作技巧已经炉火纯青了。
本书讲述了彼得堡的官僚卡列宁的妻子安娜与年轻军官沃伦斯基邂逅,两人一见钟情,疯狂相爱,为了追求爱情,二人毅然私奔。在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不得其法,最终落得卧轨自杀的结局。同时,庄园主列文反对土地私有制,抵制资本主义制度,同情贫苦农民,却又无法摆脱贵族习气而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之中。这部小说是新旧交替时期紧张惶恐的俄国社会的写照。
《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说结构相当独特,它由两条几乎完全平行的线索同时展开。“她是上流社会的妇女,她的脸上,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从她那双亮晶晶的眼睛和笑盈盈的樱唇间掠过,仿佛她的身上洋溢着过剩的青春。”安娜是一个追求个性解放的贵族妇女,她的悲剧是她的性格与社会环境产生尖锐冲突的必然结果。“我是个人,我要生活,我要爱情!”安娜内心的冲突来源于对人与人之间纯真的关系的追求,卡列宁与其正好相反,与僵化的、保守的和平庸的社会环境恰恰一致,面对安娜的出轨,卡列宁开始说。“我们挖掘自己的灵魂,常常会挖到没有被发现过的东西。你的感情关系到你的良心,而指出你的责任,那可是我对你、对我自己、对上帝应负的责任。我同你生活上结合在一起,那不是由什么人结合的,而是由上帝结合的。破坏这种结合就是犯罪,犯这一类罪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卡列宁不敢同外界抗争,又企图占有一切,每每只会以社会所允许的宗教和道德规范逼迫安娜就范。“我这是在哪里,我这是在做什么,为了什么呀,她想站起来,闪开身体,可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庞然大物,撞到她的脑袋上,从她背上轧过。上帝呀,饶恕我的一切吧。那只她曾经用来照着阅读那本充满忧虑、欺诈、悲哀和罪恶之书的蜡烛,闪出了从前未有的光辉,接着,烛光发出轻微的哔啵声,昏暗下去,终于,永远熄灭了。”安娜的人生是社会造就的悲剧。
除了安娜的悲剧恋情,小说中还有一条线索至关重要,那就是列文。列文因其对农村的改革与探索,从而一直被认为是托尔斯泰自传式的人物,从结构层面上来说,比安娜的那一条线索更重要一些。对这两条线索的铺排似乎没有遵循环环相扣的紧密逻辑,但是,托尔斯泰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实际上他是要做一个对比,列文是幸福的,安娜可能是不幸的。如果说安娜处理的是爱情,那么列文处理的就是信仰,而信仰对于托尔斯泰是如此的重要。列文的故事其实就是安娜故事的解药,建立在外表之上的爱很脆弱,建立在两人之间比较理智的爱也许可以持续得更长久。从本质上看,安娜和列文都是人性追求自然的表达者,但是通过列文,我们可以更好地思考这个社会深刻的矛盾和社会施加在所有人身上或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从而间接地为安娜的悲剧提供了详尽而深刻的解说。两条线索其实互为表里,相互补充,我们只有把他们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理解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某种程度上,安娜的痛苦在其本身的那条线索上表达不出,反倒是在另一条线索中,通过列文的观察和思索才能领悟透彻。
“人都是为希望而活,因为有了希望,人才有生活的勇气”于是人们追求幸福,但是,“人们往往把欲望的满足看成幸福”。快乐还是痛苦,只能个人细细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