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导论》读书报告

《中国文化史导论》这本书由钱穆先生写于1941年，时值抗日战争时期，书籍的正式出版则是在1948年。依照钱先生所说，《中国文化史导论》是其《国史大纲》的续篇，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他对中国文化看法的著作。

全书共分十章，第一章是中国文化之地理背景，第二章是国家凝成与民族融和，第三章是古代观念与古代生活，第四章是古代学术与古代文学，第五章是文治政府之创建，第六章是社会主义与经济政策，第七章是新民族与新宗教之再融和，第八章是文艺美术与个性伸展，第九章是宗教再澄清民族再融和与社会文化之再普及与再深入，第十章是中西接触与文化更新。钱穆先生从中国固有的地理及气候环境出发，探讨中国文化、文明起源的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阶段；突出了中国文化基本精神中的融和精神；尤其是在中西文化史比较方面，反对不加分析地把中国文化传统与性格的不同，看成是一古一今之别，反对以西方文化模式来阐释中国文化的世界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其成书的时间来看，这本书是对于时代民族危机的回应。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人的入侵不断扩张，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一个拥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为什么会落到这样的地步？是中国文化出了问题呢，还是中华民族出现了问题？这些是时代向当时的所有学者所提出的问题。钱穆先生对于这些问题很敏感。在书中，钱先生论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指出，“中国文化是一种传统爱好和平的”；“中国人对国际，只愿有一种和平防御性的武装”，所以，中国人“不愿在武力上尽量扩张，向外征服”；中国人对外政策是“怀柔政策”，“对所谓的异民族，也并不想欺侮他们，把他们吞灭或削除，只想同化他们，让他们学得和自己同样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惯”。

关于文化，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提到了什么是文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梁漱溟指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他们都持一种大文化观，把文化界定为生活方式。在《中国文化要略》中，程裕祯先生提到，“文化”最早出现在《周易·贲》中，这时，二字还没有连在一起；汉代出现“文化”一词，即国家的文教治理手段；唐代孔颖达指出，“文化”指文学艺术和礼仪风俗等属于上层建筑的东西；清朝顾炎武认为，“文化”即人自身的行为表现和国家的各种制度。在西方，“文化”来源于拉丁文Cultura，“耕种”之意，包含人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个领域，比中国关于其的定义要宽泛得多。总而言之，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

与上述诸家的文化解释相比，钱穆对文化的探讨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从文化与人生关系角度把握文化，提出文化就是生命，没有生命就不会有文化；其二是通过对文化与文明的比较，进一步探讨了文化的内涵。他认为，“文化”偏重于内，属于“内心精神”，而“文明”偏重于外，属于文化的外化、物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他说：“‘文明’‘文化’两辞，皆自西方译而来。此二语应有别，而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读完此书，我想从内容本身提出两个问题，认为此书基本是围绕着以下两个问题展开：中国文化的产生及其演进的历程如何？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对于第一个问题，钱穆先生是从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两方面深研中国文化的产生。关于地理环境方面，钱穆不同意那种笼统地说中国文化发源于黄河的观点，认为这种观点只看到了共性，而没有发现中国文化本身的特殊性。他指出黄河本身并不适于灌溉与交通，中国文化发生不依赖于黄河本身，而所依凭的是黄河的各条支流。每一个支流的两岸及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落里，才是古代中国的摇篮，用现代的话说，就是三角地带。这些三角地带土地肥沃，交通方便，很早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关于气候条件方面。钱穆认为，古代中国地处北温带，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不能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相比。中国文化因为在贫瘠而较广大的地面产生，所以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在其文化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也始终能保持着一种勤奋和朴素的美德，使其文化常有新精力，不易腐化，也恰恰符合“弁言”中提到的“文化必有刺激，犹如人身必赖滋养。人身非滋养则不能生长，文化非刺激则不能够持续而发展。”钱穆认为，研究中国文化，“该着眼于在各时期的社会演变来认识中国史，该着眼于在各时期的历史演变来认识中国社会”，“明了得中国史和中国社会，自能明了中国文化”。由此看来，钱穆所讲的中国文化史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他具体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中国文化演进过程的四期说。第一个时期是先秦时期，也叫宗教与哲学时期，中国文化在其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完成了国家凝成、民族融和、学术、文字、观念、生活等方面的建设，为今后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第二个时期是汉唐时期，也叫政治与经济时期，其具体表现在“民主精神的文治政府，经济平等的自由社会，次第实现”上。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化最值得称赞的是汉代政治制度的建构和唐代文学艺术的种种趣味。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两大骨干，后代的中国全由此两者支撑。第三个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也叫文学与艺术时期，书中提到，“在此期内，个性伸展在不背融和大全的条件下尽量成熟了。文字、美术、工艺一切如春花怒放般的光明畅茂”。第四个时期是我们面临着的最近将来的时期，也叫科学与工业时期，中国文化面临着东西接触与文化更新问题，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是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掉。换言之，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如果第一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将无法生存。如果第二个问题不解决，即使中国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消亡了。如果中国传统文化消亡了，也就是中国消亡了。这两个问题也是亡国与亡天下的问题。

对于第二个问题，其实这本书也是对于1930年代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一方面，钱先生回应，中国人对于外族文化一向是“常抱着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这是中国文化精神特性之一；另一方面，钱先生回应有些人担忧过于学习西方文化将会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指出，如果科学文化在中国发展，“中国同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人发达而受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能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和”的特性所决定的。当然，这其中也存在有失偏颇的部分，钱老的字里行间无不充满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说西方是科学精神发达而人文精神欠缺，中国则是人文精神蓬勃而科学精神萎靡，这一点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中西文化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差异有很多，钱老在书中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中国文化和欧洲文化相比，有两点不同。第一，就时间绵延上讲，中国是由一个人自始至终老在作长距离的跑，而欧洲是由多人接力跑。第二，就空间来说，欧洲文化，起自希腊雅典，由这个文化中心向四周发散。”从本质以及发展方式上就存在很大不同，所以钱老反对以西方文化模式来理解中国文化，强调应该从中国传统自身出发来研究中国文化。这种观点在当时没有受到重视，但从后世的角度去仔细体味钱老用民族特殊性为前提来研究传统文化，无疑是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繁体竖排读来有些吃力，但小小的精致的一册却给予了我别样的阅读体会。作者对民族文化的热诚也使得全书多少缺了一些客观的色彩，对西方的看法过于主观，观点也有些陈旧。这就要回溯到本书的写作背景，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成为国内主要矛盾，这本书的诞生就是希望能给中国文化一个历史的解释，解释其本源，解释其发展。这本书做到了，并使人深深地感动于钱老对传统文化的爱之深切，对国家民族的爱之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