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魏晋风骨

最早知道“魏晋风骨”一词是在疯狂迷恋汉服的高中时期，一袭青衫，一壶浊酒，天地自由，何等令人羡慕。我曾经还幻想，要是我能生活在那个时代该多好，茫茫天地间，对月独饮寂寞。许是当时太年轻，现在看来“魏晋风骨”有着说不尽的隐痛，说不尽的无助，说不尽的甚至自己都无法想通透的忧愁。

罗宗强先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是一本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的专著。魏晋时期战乱动荡不安，正统思想逐渐松动，但这也是一个思想异常活跃、精神空间开阔、文化环境宽松的时期。这本书详尽的勾勒了近四百余年间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力求描述文学思想发展的真实面貌，凸显出发展的总趋势。而书中“建安的文学思想”令我印象颇深。

建安文学是“魏晋风骨”的重要组成部分，上限为建安元年，下限为魏明帝太和六年。为什么说是“不一样”呢？因为在没有正式了解建安文学、正始之音之前，“魏晋风骨”是仙风道骨之姿、放浪形骸之态，在读到这本书以及听过老师讲解之后，我对魏晋风骨有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和思考。当然，这需要从建安文学开始。

首先，第一点不同在于其时代背景的认识。建安文学这一时期，大一统局面渐渐瓦解，统治思想开始松动，这一情况下自然是新思想逐渐萌芽，思想解放，个性独立。士人心态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打破皓首穷经之沉闷空气，逐渐与政权疏离。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直是古代史一个较为空白的部分，高中知识对这一时期的讲解少之又少，但是在古代思想史部分有提到儒、释、道三家在这一时期对文人思想的影响。这样一个宽松的社会氛围促使文人从自身立场出发进行人生的思考，由于这一时期频繁战乱，加之正统思想对精神凝聚的作用越来越弱，文人们陷入了精神萎顿、生理的苦难和人生苦短的哀叹中。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应当是与“百家争鸣”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只不过士人们陷入了一种被动状态

第二点不同则在于士人思想内涵的理解。尚未了解到这本书时，我是何其羡慕魏晋士人放浪形骸之姿态，但是这本书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野。尽管建安并不是一个社会性质多变的时代，而只是一个动乱的时代，但是其“人的自觉”、以及人性觉醒后感时伤怀的内心苦闷却无法避免。建安文人并没有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消沉，尽管大多数人会这样选择，他们没有坐以待毙，他们有着力挽狂澜的壮志和雄心，这其中最值得一谈的便是曹操。曹操一向被人视为乱世奸雄，确实，善于权术的他与建安时期“人之觉醒”恰好相反。曹操性格是极通脱，对繁缛虚伪的礼节嗤之以鼻，“不忠不孝”实乃真诚也。而真正的“魏晋风度”其实是要正始时期，那时的文人陷入了一种深刻的理性思考和尖锐的人生悲哀之中，政治高压下朝不保夕的文人只得选择饮酒服药，放浪形骸。

在书中，作者总结到建安思潮的特点是变动不居，非常活跃，极不稳定，互相渗透，多元并存，这其实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无论多么新颖、独创的思想，一旦被纳入统治思想，便不可控制的成为教条，逐渐僵化，明清时期的程朱理学便是很好的例子。那么，基于这一思想的建安文学在当时的接受情况如何呢？

作品在特定的环境中被特定的人群所接受，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某种新变，产生新的因素。比如谢灵运对邺下风流的追逐和其矛盾的接受心态，又或者是鲍照的乐府诗对建安诗歌激愤情怀的强化，还有许多作品如《文心雕龙》、《诗品》等都呈现出一种理性的阐述评价，这也是对建安文学的接受的体现。但是，建安文学在当时的传播和接受是受制于时代的，其实无论哪种文学的传播和接受都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环境下进行的，密不可分。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整体的时代文化深刻的影响到个体的思考和创作，士人们认为为自己的迷茫沉痛找到了宣泄的渠道，却不过是兜兜转转，仍然处于时代的洪流中浮浮沉沉。

建安思想与文学，可研究的视角和范围太多太广。在本书中我至少了解到，建安文学从汉大赋如此功利浮美的文学逐渐过渡到非功利、重理性的文学创作，这不得不说是思想上的一大解放与进步。文学创作流于功利化，着实是文学领域的悲哀，这在当今也具有深远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