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的坚守与超越》

先锋的坚守与超越

——关于格非作品及其思想先锋性的探讨

【摘要】格非作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进入文坛的作者，以先锋文学之名，立于文坛。一时间与苏童、马原等人并驾齐驱，挥舞着先锋的旗帜，将滞后于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坛，卷入到改变的浪潮中。时至今日，其先锋的性质仍然体现在他的创作和思想之中。

【关键词】格非；先锋文学；先锋性；博尔赫斯

在经历过一场文化清洗后的中国文坛上，被肃清的创作环境标志着国内文学创作的滞后。在文学交流的大门被打开后，过去世界上几十年的思潮起伏和文化更迭仿佛被压缩后，掷向八十年代的中国。格非以一篇《迷舟》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自此以后都被冠以“先锋文学”的名号。的确，格非在吸收西方现代派小说家的叙事手法的基础上，突破传统的以物理时间和地点的叙述方式，将行文的线索交于心理时间，不断地在物理时间上进行闪回。毋庸置疑，这样的写作方式在当时的中国文坛中一定是颇具先锋性的。相反，也有不少人指出，格非的新式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了时代开放的洪流中，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先锋之一，这种关于偶然性的产生的观点，成为了后世诟病这流派的一点。但是，这种对比仅是站在国内外文化流通的基础上的，当时封闭已久中国文艺界必定是要受到新式艺术表达的冲击的。而对于“先锋性”的定义，不能够只是作一个横向的对比，先锋文学的先锋性不仅仅表现了一种对于新的创作方式的接纳与吸收，还表现了一种文学思想的转折。而这种思想的变化，是需要我们在时间积淀中，对先锋文学的发展进行一个纵向的补充。

先锋文学的发展和壮大，是起了开创意义的。这让所有的创作者不仅是在关注“写什么”，同时也要关照“怎样写”这一命题。这也就是所谓，“先锋不仅是一个创作流派，更是一种创作立场，一种对文学神圣性的坚守。”[1]也因此，只有从横纵交错的角度来看“先锋性”，才可以较为客观地定义其对于当代中国文坛的影响。这是一种横向的汲取孕育到纵向的革新的表现。

一、先锋的坚守——格非先锋性的横向解读

在格非早期的启蒙中，博尔赫斯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以《交叉小径的花园》和《迷舟》作为对比，两者的叙述顺序和方式非常相似，“两篇小说采用了有关战争的具体史实来作为开头,并且在史实的叙事中埋下了悬念,然后就跳转到故事的伊始。”[2]同时在人物的构造上也有一定的对应性。

但是格非的文学创作不仅是从写作技法上进行一种学习，他还接受了另一种思想对自我的更新。在格非的一篇文学评论《博尔赫斯的面孔》中，曾经提到自己对博尔赫斯的定义“一个阿根廷人，一个双目失明的人，一个家禽市场检验员，一个图书馆的馆长，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个身份，一位冥想者。[3]”格非认为，博尔赫斯一方面倚靠大量的前人的书籍作为哺育自己的养料，另一方面又对现有的书籍和文字抱有某种深刻的怀疑。这种不可避免的矛盾，造就了博尔赫斯作为“冥想者”这一身份。同时，这也是他把现实比作虚幻、冥想的根源。博尔赫斯认为一个人的生命是不连续的，哪怕是一个最细小的瞬间也可以切分成无数个碎片。我们在过去常常认为生命进程是连续的，但是这在他看来是文化、文明进程带来的幻觉。如果将我们当下的时间切分成静止的每一帧，我们所存活的意义也就停留在每一帧之中。因为自我的变化与环境的变化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即使是在相对的静止状态中，变化仍然无法被这种相对的观点所概括，就如同交错繁殖的镜子一般，互相映射，虽然大致相同，但是早已经不是最初的成像了。

这种观点的最初始的出发点都是来源于对于个体的关怀，始终是站在一个个人的立场上来看的。格非说道：“人类的文明、进步和愚昧都不能担保一个人的幸福与不幸。正如卡夫卡在极度悲哀绝望之中，也拒绝将个人的痛苦普遍化，荒谬或绝望只能是一个单独个人的荒谬感和绝望感。”[4]这其实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媚俗”有一点相似，当我们由于人性本身的情感而深受感动的时候，这是真诚的；但当我们再一次感动落泪的时候，是将这种情感寄托于集体的感情，以数量的占优对某种东西进行肯定，更是一种对于某种可以称之为信仰的东西的一种终极拥抱和认同。于是，格非开始了一种自我反思，这种充满幻想的文学对于那些倡导“终极关怀”、“现实苦难”为己任的批评者的眼中，太过于刺眼。博尔赫斯作品中，被诟病的“游戏说”是无法和那些批评者的初衷相勾连的，也正是如此，这样具有先锋性的作品所谓的“刺眼”，又常常是批判者妄图去遮掩的部分。

二、先锋的超越——格非先锋性的纵向发展

格非作为一位学者型的作家，一方面对于写作抱有一种严肃的探索态度，这是基于一种纯粹的学术理想而发展的；另一方面，其优美纯净的写作风格又彰显出他作为写作者的细腻与感性。于是，格非对文学艺术的描摹盘绕着其对学术理论的探索而不断滋长。这种写作模式能够为写作者在个人写作的路上，不断提供新的可能。

事实上，格非在个人创作的路上，没有局限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先锋文学”这名词的产生，离不开当时大环境，这场在叙事学上的革命，喷薄出一种新的活力，冲刷着被封尘已久的文学审美。但是当这场革命过去，结出成果的时候，我们是否只能谈论“先锋文学”遗留下来的影响？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评论界，博尔赫斯仿佛成为了一种人人追捧的标签，相当一部分人想要依赖幻想的手法，为处于敏感政治学、庸俗的社会学、陈腐的历史决定论重压下的中国文学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于是在九十年代后，大众言论又统统倒戈，批驳这种“非博尔赫斯”式的幻想描写，不过是装神弄鬼。直到现在，对于博尔赫斯的尊敬又重新被捡了起来。格非提到一个说法：“非此即彼的评价方式，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方式并无太大的改变。”[5]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是盲目的，在时间的流走下，非常容易形成一种“鄙视链”，这种现象往往会使价值判断受到影响，进而使得作品本身受到不公正的扭曲。而在格非的眼中，他对于一部作品的判断，却能够看到更加深远的内容，于是先锋性的内涵在此得到了扩充。先锋不仅是针对于文学形式和技法上的革新，而更多的是在从创新到成熟这一过程的背后，所蕴含的精神力量。

如果说先锋文学是一个新旧文学时代交替的节点的产物，那么在这场浪潮中，就会有无数的人会涌现。或许一时的新颖的创作都会沾上新时代的气味，但是想要一直以一种先锋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则需要避开“媚俗”之名，坚守最纯粹的部分，同时亦是一种超越的过程，哪怕这个对象是这种精神本身。

[参考文献]

[1]王丽娜.先锋性的坚守与超越[D].东北师范大学,2009.

[2]张莹莹.论格非小说《迷舟》的叙事特点——《交叉小径的花园》与《迷舟》叙事的对比探究[J].学理论,2010(34):193-194.

[3]格非著,博尔赫斯的面孔[M],译林出版社,2014.01,第308页

[4]格非著,博尔赫斯的面孔[M],译林出版社,2014.01,第309页

[5]格非著,博尔赫斯的面孔[M],译林出版社,2014.01,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