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语言与文化》一书有感

《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著的。罗先生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展开了调查，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此后仍继续研究，做类似的调查，在1950年时出版了此书。《语言与文化》也选入了《大家小书》一书，与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书简》等书一起于第三辑出版。

在读完这本书后，给我印象最深刻的章节是“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一章。这一章分别从姓氏和别号深入，对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父子连名制”、南诏非泰族的论据、民家与藏缅族的关系这五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以书中介绍的丁姓为例，丁姓来源于丁鹤年的后裔，元戴良《九灵山房集》中的《高士传》写到“鹤年西域人也。曾祖阿老丁，祖苫思丁，父职马禄丁，又有从兄吉雅谟丁。”“丁”是阿拉伯文din的对音，本义为“报应”。凡是宗教都有因果报应这一说法，因此阿拉伯人称宗教为din。书上告诉我们，阿老丁译为“宗教的尊荣”，是Ala-ud-Din的对音；苫思丁译为“宗教的太阳”，是Shama-ud-Din的对音；职马禄丁译为“宗教的完美”，是Jamal-ud-Din的对音；吉雅谟丁译为“宗教的典型”，是Diyam-ud-Din的对音。鹤年业儒，受汉化的影响很深，所以冠丁为姓。

看到此处，我特别想讲讲我的姓氏，昌姓在现代十分少见，虽分布较为广泛，但是数量极少，据《风俗通》上说，昌姓，是黄帝子昌意的后代。又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昌意是黄帝的正妃嫘祖所生的儿子，后来娶蜀山氏之女为妻，就生了颛顼帝高阳氏，成为继承黄帝领导中华民族的古帝王之一。颛顼的母亲，也就是昌意所娶的那位蜀山氏之女，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记载，也是以昌为姓，叫做昌仆，又名为女妪。关于她孕育那位了不起的上古民族领袖颛顼。据《河图》上有一段颛顼出生时，产生天瑞记载。从此处可以看出，昌意和昌仆的确有其人，也为中国昌姓的出处，提供了最有力的历史证明。

这一章节中还有另外一个内容十分有趣，那就是“父子连名制”。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父子连名制”，他是藏缅族的一种文化特征。他可以通过体质与语言两方面来断定这个部族里的亲属关系，也可以解决历史上的一些部署问题。简单来说，这一制度就是父亲名字末一个或两个音节常和儿子名字的前一个或两个音节相重。大概分为四种方式，这里我举其中一个例子：阿宗阿良-阿良阿胡-阿胡阿烈-阿烈阿甲。

除了这个章节之外，另外也十分吸引我的一章是“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所谓“借字”，就是一国的语言当中掺杂了其他国家的语言，两者相互结合，进行广泛的运用。由于交际的需要，一国往往会与他国产生接触，这样一来，便会在有意或是无意之间引用他们的文字。这些都是建立在文化交融的背景之下的，双方会通过事业或贸易关系来借鉴或是交换文化，也包含了像艺术、科学、宗教等等。现如今基本上找不出完全拥有独立的语言文化的国家或是地区。

我国自古以来就频繁的与外界接触，不仅向外输出的多，而且学习到的也不少。曾经印度、马来、缅甸、西藏、匈奴、蒙古、高丽、日本与近代欧美国家都与汉族有过交流。他们或多或少都有受到汉族的影响留下了我们的文字，同时我们也有借鉴他们的文字。

例如“八哥”，八哥是鸜鹆的别称，鸜鹆谓之哵哵，哵哵是阿拉伯语babgha或babbagha的对音。阿拉伯人又叫鹦鹉为babgha，因此，鸜鹆和鹦鹉是可以互相假借使用的。

我国的一些植物被输入英美之后，被赋予了新的名字。例如：蓝菊china-aster，月季china-rose，金钱橘mandarinorange，黄皮whampee，豌豆china-pea，人参ginseng。

除了单纯的借鉴之外，还有另一种现象的存在——“反哺”。反哺的意思是本国的文字被他国借鉴使用之后，又被本国借鉴回来，产生了新的意义。“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王立达说：“癌”是日本人创造的汉字。“癌”一开始在中国并不是表达现代具有的意义，这与现代意义的“癌”不能同日而语。在日本，早期的一些词典中，癌症多称“癌肿”，但到了1915年，“癌肿”已经可以简称为“癌”了。因此，具有现代意义的“癌”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

语言与文化本就是密不可分的，两者自古以来就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在《语言与文化》这本书中，更是详细的为我们介绍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管是从造词心理看文化程度，还是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等，都既生动又形象的描绘了一幅语言与文化的图卷，使人久久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