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读书笔记

卢梭在《纽沙代尔手稿》中说：“什么是公共人格？我回答说，它就是人们所称之为主权者的、由社会公约赋之以生命而其全部的意志就叫做法律的那个道德人格。”这里，卢梭给所谓的“公共人格”即公意下了一个很明确的定义。公意首先属于主权者，它是以社会公约的形式而集合的全部人民的意志，它的表形形式就是法律。既然公意即为法律，它就天然的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点。

这里，需要指出《社会契约论》中所谓的公意是不同于传播学意义上的publicopinion的。公意并不就是舆论，公意是集合了人民普遍意志的精神，而不是仅仅集合人民意见的普遍观点。实际上，我们现在所谓的公共意见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也曾被明确提出讨论过。在第四卷第七章“论监察官制”中，卢梭表示“公共的意见就是一种法律，（这个区别在于：‘法律’是成文的，‘意见’是不成文的。——译注）检察官就是这种法律的执行者；并且监察官也照君主的前例那样，是只能应用于个别的情况的。”（第164页）这里，卢梭提出了“公共的意见”这个不同于公意的概念，也即我们传播学意义上publicopinion。卢梭认为监察官的设立并不是做人民意见的仲裁者，它仅仅是人民意见的宣告者。因此，任何监察官必定要代表表达民意，它无权决定民意。卢梭提出的这个“监察官”制度，我觉得多多少少类似与今天的大众媒介。卢梭在这里并没有提出媒介的作用，因为比照他所处的时代，大众媒介远没有像今天这般发达。在这样的情况下，卢梭能高瞻远瞩地思考到“监察官”这样一种类似舆论监督的形式，实在难能可贵。卢梭说，“公共意见是决不会屈服于强制力的，所以在为了代表公共意见而设置的法庭里，并不需要有丝毫强制力的痕迹。”这或许可以被理解为对大众媒介并不需要同国家机器相结合，它的那个“法庭”是以社会舆情去监督，所以是最能够表达人民心声的，强制力的引入只会导致监督的变质。这对今天的新闻检查制度等多少有某些预见和指导作用。

回到《社会契约论》意义上的公意话题来。公意这个词一定程度等同于主权力，它是人民意志的集合，在其之上不能有其他权力凌驾，否则，那即将成为一种专制制度。每个社会人必然有其个人的利益关系，这就是众意。众意大多数时候是同公意相左的，这点尤其表现在民主程度差的国家。在贵族制形式下，国家主权虽然应该属于人民，由人民选举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代表人民执政的贵族群体的个人意志往往会同公意矛盾。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就需要主权力的充分被尊重和强化，一旦某个群体的意志凌驾在公意之上，主权力即丧失了。在国君制形式下，社会契约赋予主政者执政的权力。但是如果主政者试图去获得凌驾于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的地位时，主权力遭破坏。这时候即产生专制，人民便不在自由，缔结的社会契约也失去了其法律效应，人民即有权推翻凌驾于主权之上的这个统治。

卢梭将主权比喻成人对四肢的支配。“正如自然赋予了每个人以支配自己各部分肢体的绝对权力一样，社会公约也赋予了政治体以支配它的各个成员的绝对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当其受到公意的指导时，如上所述，就获得了主权这个名称。”（第37页）同时，《日内瓦手稿》中有如下表述：“正像在人的构成方面，灵魂对于身体的作用问题乃是哲学的尖端；同样在国家的构成方面，公意对于公共力量的作用问题则是政治学的尖端。”所以，公意是界定主权权力的界限。任何众意，是否具有合法性都要以其同公意是否相一致为标准。人民在公意的指导下确定主权，同时人民也默认地放弃了一部分自身的“众意”，而这是必须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从自己的众意出发，公意就不可能成为现实。人民有权获得公意下的主权力，但一旦这种主权力确定后，人民就应该服从它，人民有义务为了实现公意放弃自己个人的众意。正如卢梭说，“如果不是因为没有一个人不是把每个人这个词当成他自己，并且在为全体投票时所想到的只是自己本人的话，公意又何以能总是公正的，而所有的人又何以能总是希望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幸福呢？这一点就证明了，权利平等及其所产生的正义概念乃是出自每个人对自己的偏爱，因而也就是出自人的天性。这一点也就证明了公意若要真正成为公意，就应该在它的目的上以及在它的本质上都同样地是公意。这就证明了公意必须从全体出发，才能对全体适用；并且，当它倾向于某种个别的、特定的目标时，它就会丧失它的天然的公正性，因为这时我们判断的便是对我们陌生的东西，于是便不能有任何真正公平的原则在指导我们了。”（第38、39页）之所以整段抄录这段文字，也是觉得卢梭的这段话点明了公意与众意的关系，使得我们明确了作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