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伍军人

杨忠勇，1992年入伍，2015年退出现役，兵龄23年。

2015年，当我踏上从西藏开往成都的列车时，我的内心情感时复杂的，有离开部队的不舍悲伤之情，有渴望回到家乡的激动之情。下午4点左右，列车向成都方向行进，看着窗外的景色不断后退，往事在我脑海中重现。

1992年，我第一次踏上西藏这片圣洁的土地，背上的行李像是一颗石头一般压在我的心里，哽在我的喉咙中，那是一种复杂的情绪——离家的悲伤和对未来的期望。

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我的叔伯们也是一名军人。在他们军事化的训练下，我和长兄从小对军营有一种特殊的情怀。92年，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我，怀揣着满腔热血决定投身军营。对于我突然的决定，父亲感到很欣慰，他们那个年代的人，对于当兵时非常支持的。在我离家的那晚，父亲告诉我，忠勇——忠诚勇敢，这是他对我的期望。那是我从出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父亲脸上明朗的笑容。

“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离开家的那天，母亲早早的起床，为我收拾行李。离开时，一遍一遍的叮嘱我，注意身体。年轻气盛的我嫌弃母亲太唠叨，还没待她说完，我便转身离开，那却成了我和母亲的最后一面。

车出发了，看着家人慢慢变小的身影，直至变成一个小点最后消失不见，那个时候才开始渐渐醒悟过来，我离开了我的家人，我的家乡。然而，这样的悲伤之情，再次被对军营生活的期望所掩盖。然而这样的兴奋与期待，很快被部队军事化节奏给磨灭了。

部队生活的前几天，各种各样的军事训练，新兵教育，让我感到非常的疲惫。部队的生活时非常有序的，每天6点半起床，7点出操，7点40分吃早饭，8点开始一天的训练。这样紧张有序的生活，对于我这样散漫的人时非常困难的，在新兵连的时候，我就成功的“吸引”了班长的注意——散漫，无组织无纪律。为此，我也经常受到班长的“特殊关照”，别人吃饭的时间，组织我加练今天的训练项目，罚跑，俯卧撑这样的惩罚对我来说已经司空见惯了。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以及每天不停的惩罚中，我对部队产生了抵触心理。就在这个时候，我母亲的突然离世，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92年11月8日清晨，我们像平时一样的训练，突然班长让我去通讯室接电话，去通讯室的路上，我还想着要想家里人诉诉苦，告诉他们我在部队的生活很艰苦。当我接起电话，开心的向我的哥哥打招呼，然而，电话那头确是长时间的沉默。等到我再次准备开口时，哥哥告诉我，母亲今天早晨出车祸，当场身亡。我忘记我是怎么从通讯室走出来的，等我再次缓过神来，已经在回家的列车上了。在列车上的那个晚上，我想了很多，开始后悔自己不应该去部队，应该多陪在母亲身边。

回到家中，看着家门口摆放的花圈，家中设着的灵堂，母亲的照片摆放在正中。手中的行李滑落，门口的亲戚回头看见我，对着坐在灵堂里的哥哥说；“大娃儿，二娃子回来咯。”看着哥哥满目凄凉的样子，我呆在原地，哥哥过来一把抱住我，过了一会儿，拉着我的手说：“进去看看妈吧。”我不敢踏进灵堂，不敢相信那是我的母亲，她就躺在帷幕后面，却再也没办法跟我唠叨。我迟迟没有进去，大哥有点窝火，突然严厉的对我说；“你还是军人？这点心理素质都没有？”在亲戚的陪同下，我还是进了灵堂，父亲坐在母亲的照片前，低着头，一言不发。母亲的突然离世，对我们家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难以接受的。料理完母亲的后事，某一个晚上，我跟父亲、兄长提出，不想回部队。父亲大发雷霆，拍案而起，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没出息，孬种，让我滚出去，没有我这样的儿子。大哥安抚父亲的情绪，我默默的走出家门。第二天，父亲向我发起了“绝食斗争”，扬言：我一天不回部队，他就一天不吃饭。大哥跟我说，自我去当兵，母亲别提有多骄傲了，逢人就告诉人家：“我们家二娃子在西藏当兵。”光是听着大哥的话，我都能想想母亲样子。大哥告诫我，不要做出对不起父母的事，如果父亲被我气出什么病来，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第二天清晨，我坐上了回部队的列车，临走时，父亲让我不要有牵挂。

回到部队的前几天，我依旧沉浸在悲伤中，每天浑浑噩噩的。班长知道我家发生的事情，但他也并没有因此而任由我放纵自己，然而加重对我的训练。刚开始非常的怨恨他，觉得他不讲情面，没有人情味，甚至还和他大打出手。后来从战友的口中得知，他这样做是为了能让我更好的释放情绪。出于自尊心，我并没有向班长道歉，再后来的日子里，我不再埋怨他，用我的行动去感激他。后来，他也成为了我军人生涯中，最重要的人。

新兵连结束后，老班长对我也是十分的关注，在他的推荐下，95年我成为了新兵连的班长。班长这个职务成为了我的动力，我不想止步不前，我想去考学，考军校。我将这个决定告诉了老班长，他鼓励我去尝试，他帮我借书，帮我去打听怎样备考，每天还要帮我训练体能和军事科目。在他的帮助和辅导下，我成功考取了成都军区昆明民族学院，步兵指挥专业。在军校的四年，我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毕业后，也成为了营长。受命担任营长一职那天，我给父亲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现在事营长了。电话里，父亲没有像我想象中的那么激动，他只说让我好好干。后来，大哥打电话告诉我，父亲那天晚上一个人在家中喝酒，为我庆祝。

当营长的这些年中，我收获了爱情，有了我的第一个孩子。我常年住在部队，我的妻子为了我放弃了在地方上的工作，来到拉萨，作为随军家属。在她来之前的每一天，结束训练后回到住宿，等待我的是一片漆黑的房间；她来了之后，每天回到家中，她总会为我留一盏灯，桌上是她为我做的饭菜。我们的儿子在很小的时候，我会每天晚上为他讲革命烈士的故事，那些我从小听我父亲讲的故事。我儿子有一天放学回家，用他稚嫩的声音跟我说：“爸爸，你是好人。”我被他这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弄懵了，我问他：“为什么呀？”他炯炯有神的看着我说：“因为你是军人。我以后也要做像爸爸一样的好人。”我知道，他现在对于是非的认知并不成熟，但是他的一句话，却让我更加明白我身上的责任——作为父亲的责任，作为军人的责任。

2014年年底，我向部队提交了退伍申请。原因是我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军区医院外，看到检查报告的我，依然坚信我还能在撑住。回到家中，我的妻子略带试探的问我：“要不回地方去吧？”我握住她的手，开玩笑的说：“轻伤不下火线。”我的妻子也就没有在与我争论。第二个劝我退伍的人，是我的领导。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说：“小杨，你的身体报告我看到了，部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但是我不能因为部队的需要，就让你牺牲自己的健康…”长达两个小时的谈话后，我依旧表示我能够坚持，而领导对我这样的坚持只说，让我回去再好好考虑考虑。回到家中的我，依旧在为明天的科目训练做准备。一周后的某次科目训练中，我出现了眩晕的症状，手脚无力，等我意识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在军区医院里，窗外我的妻子和领导在和医生交谈。我的领导走进病房，神情严肃，对我说：“小杨，你要是不想回地方，要不我给你调到文职吧。”我没有说话。

晚上，我的妻子在医院陪床，我起身去阳台上抽根烟，不知什么时候我的妻子走到我的身后，抱着我，好长一段时间，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我握着她的手，跟他说：“我们回成都吧。”我妻子没有说话，我转过身看到了她眼眶里的泪水。我不愿意留做文职，如果不能上训练场，让我每天看着训练场反而回更加难受。

2015年，我结束了我23年的部队生活，离开了那个把我变成铁血柔情的男人的地方。那个种心情和23年前我踏上这片土地的心情一样，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