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嵇康，最正常的途径是来源于中国文学史。尽管政治上出奇地黑暗，却不妨碍在中国的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特立独行的人，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在“竹林七贤”中，又以阮籍和嵇康最为突出，就个性而言，嵇康又比阮籍更为鲜明。阮籍是揣着聪明装糊涂。一面做着司马氏的官，一面啥事不管，写一些比较难懂的接近玄言诗的《咏怀》系列。官做得不小，都在统治阶层的核心里啦，还能基本自保，这是很难得的。据说每到需要表态的时候，他就一个劲儿地喝酒，即便是司马昭和他结亲家（为司马炎求亲），他一下子在家喝了六十多天，把这个事情扛过去了，还没落下把柄，最后虽然寿命不大（五十四岁），也属于正常死亡，基本上属于善终。嵇康呢？人家好心好意地劝他做官，他与人家绝交，人家新贵到他那儿去以探讨学问为借口套近乎，他就像没见过这人似的，惹恼了钟会，留下了祸根。最后插手人家家务事，被逮住了把柄，命归黄泉。阮籍也属狂生，那个成语叫“穷途而泣”就是说他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四处溜达，毫无目的，到了没地去的时候，他就一阵嚎哭，掉头回家。可人家狂是自己和自己狂妄的，披头散发，裸身豪饮，送嫂子回娘家（当时礼教不许），看到嵇康就是用青眼看他（词语“青睐”的出处），遇到嵇康的哥哥嵇喜就用白眼看他等等，这些都与政治无关，也就与性命无关了。真要到节骨眼的时候，他还是很谨慎的。司马昭加九锡的时候，叫他写点东西，他立马就写了，据说写得还很漂亮，一时广为传颂，被称为“神人”。这样的做法在文人眼里或多或少有点失节，可要是不失节的话，就得夷三族，面对无辜的生命及挚爱的亲人，他几乎没有选择。且看嵇康是怎样谈论圣人的，“勤诲善诱，聚徒三千，口勌谈论，身疲磬折，形若救孺子，视若营四海”。实际上”“神驰于利害之端，心骛于荣辱之途”。在那么多年、那么多人都来供奉圣贤的时候，曹操是中国历史为数不多的明白人，可是他想杀孔融，都只能高举孔孟大旗，唯心地使用“不孝”这样的罪名，可见嵇康此语堪称“离经叛道”！一个民族缺少太多的敢于诤言的勇士，是因为这个民族有着太多的残暴，选择隐忍与苟活是很能理解的。就嵇康时代而言，司马氏掌权，血洗士族，文人杀的大概不少于三分之一，像嵇康他们是难免的。咱们这个民族，经历了太长的封建社会，有着太多的刑法，太多的株连，纵容了集权制的滋生蔓延，扼杀了太多蠢蠢欲动的精神补给，似乎只能装疯卖傻了。正因为如此，嵇康等才惟其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