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团矛盾中寻乐

他说：“我只是在一团矛盾中寻乐盾而已，但我以自我矛盾为乐。”

林语堂其实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个体。他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是很特别的，他将孔子、孔子学说以及儒家思想是看得很分明的。在当时，文人对于孔子的态度是两个极端，一端过于贬低孔子，一端有刻意神化孔子。而林语堂则不然，他一直试图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待孔子，在他的眼中，“孔子最重要的不是被后人罩在身上的大大的‘圣人’的光圈，而是脱了圣衣的普通人。”（《闲话林语堂》）在对于儒家思想的一片骂声中，林语堂不是单纯地否定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而是主动去思考它们对于现今社会的导向作用和现实意义。他坚决反对现代社会“思想保守，行为放荡”的风气，主张“思想放荡，行为老实”这也是儒家文化培养出来的文人所具有的特点。也曾痛批“小男人的猥微琐屑”，倡导“顶天立地的大丈夫”所以即使接受了西方的教育，林语堂也叹“恨不曾为孔门弟子”。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一家也与儒家一样，曾深受当世激进文人的诟病，那就是道家。道家的思想对于林语堂的为人处世和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例如道家文化中的“柔弱胜刚强”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林语堂式幽默”的产生。他也曾写过一首概括道家思想的诗自勉“愚者有智慧，缓者有雅致，钝者有机巧，隐者有益处。”儒道两家看似冲突实则互补，小到个人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大到民族性格的形成和传承，二者缺一不可，儒道为千百年来的文人的入世与出世提供了心理支撑。林语堂的笔锋从来细腻，绝不犀利，让人恍若书中人，做那茫茫民国中的一抹缩影，身处时代洪流中，却能淡看个人的起与落，世家的沉与浮，书中之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一片柔和中，作者将人物复杂与矛盾若即若离地展现。《京华烟云》可以说是将他性格上的矛盾体现得淋漓尽致。姚思安酷爱道家的，浪子回头后仿若大彻大悟，不拘泥于一个“俗”字，一心做那“隐于世”的大隐之人。在家，念家；出家，放下。半生皆作书中人，临了，临了，却能将自己抽身于红尘。在职责已尽之后，方能四海云游。而曾文璞则极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是个坚决的卫道士。但这种信仰上的鸿沟却并没有影响两家的通家之好的结成。除此之外，这种矛盾还体现在两家的下一代的身上。其实可以说姚木兰为人像天空，胸襟宽广，见识高于一般女子，正如她的闺名“木兰”高洁中却不带清冷，相较于她的妹妹莫愁，她身上多了一点叛逆与解放的因子。而姚家三小姐则更像大地，踏实稳重，比起她姐姐的“妙想小姐”来更加务实。她们虽是姐妹，但却在近乎一致的成长环境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人格就像儒道两家一般，都是在华夏大地上，相同的土壤，却生长出不同的古木。但这两种人格却又有重合之处，正如儒道两家密不可分。而林语堂塑造的另一位女性形象也能体现这种矛盾，曼娘有着美丽的容颜，有着传统女人应该有的贤惠，也是年岁正好，就像是一件完美的瓷器在平亚死后，她为了自身清名和曾家的名声，一直恪守着她从小被教导的“女子的本分”。可惜的是，终其一生，也不会有人来欣赏，这样顺势而为的矛盾其实更加令人郁结。又例如他笔下还有一个敢于冲破礼教的束缚的女子——梁牡丹。《红牡丹》一书，其实算是瑕瑜并存的，梁牡丹身上虽然有不愿被礼教束缚果敢，但是只是为了一己之欲，这种行为则是过于感性的体现，一边在单纯地追逐快乐，放纵内心的欲望，但是却伤害了真心对待自己的人，他将梁牡丹完全塑造成了一个完全由欲望支配的低级生物。曼娘和牡丹其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矛盾，前者为理性所累，后者则过于感性。

林语堂的作品中都有这种矛盾的体现，实际上他是并不介意二者共存的。他推崇儒家的理性并将其作为自己修身的依据，但又敬仰道家的感性，希望借此冲破传统儒家礼教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