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读后感

《李鸿章传》读后感

李鸿章的一生争议很多，各种解说纷纭，读梁启超《李鸿章传》后，认识到不一样的李鸿章。

本书作者梁启超，清末维新派，戊戌变法重要人物，失败后流亡日本。其间闻李鸿章病死，遂收集史料、著成此书。李鸿章卒于1901年，死后几个月，年仅29岁的梁启超便作出《李鸿章传》。本书之一大特点，是时代人物写时代人物，两人在维新其间有过交集，对时局有胜于一般作家之了解，困局之中，同为挺身入局之人，推敲本心，颇有英雄相惜之感。读之，尤喜梁的半古半文之风格，又一股酣畅淋漓，气势磅礴之感，真是痛快。

篇幅很短，关于李鸿章的性格、心理、素养，个人成长历程均一笔未提。这本书事实上是一篇很主观的梁个人对李的评价的小书，而28岁的梁对这位中堂大人的核心评价只有四个字：不学无术。有人说梁写这本传记对中堂大人有理解洗白之情，我看未必。梁是有批驳那些极力抹煞中堂大人一切功绩的人。

梁在绪论就谈起“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而纵观李鸿章争议的一生，梁总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认为李鸿章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这一点也是比较中肯的。曾经认为李鸿章也无非是善于辞令，阿谀奉承之辈，才有如此殊荣，不曾想他前期的戎马生活也如此精彩。李鸿章早起拜曾国藩为师，幸得曾国藩推荐，招募淮军，得程学启、郭松林、刘铭传等名将，继而与湘军平太平之祸，又除捻民之乱，梁评价曰“鸿章之用兵也，谋定后动，料敌入神，故在军中十五年，未尝有所挫衄”。此两章讲兵家李鸿章，大大颠覆以前的历史观，足以让人感慨。

洋务运动即起，李鸿章实为主力之人。办洋务，无怪乎两种形式：一是军事，如购船、购械、造船、造械、缮船坞等，二是商务，如铁路、招商局、电报局、开煤矿；期间亦有兴学堂、派学生游学外国之事。然李鸿章终归只是学习西方的一技之长，结果洋务最终衰败。梁认为“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不知国务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责任。”梁启超又进步论述，批判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继而甲午中日战争开始，清廷以惨败结局，李鸿章虽然责任重大，但“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梁几乎同意西方报纸评论“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既如此，“虽败亦豪哉！”

李鸿章后半生生涯作为外交家，也是他荣誉与诋毁的原因。待甲午中日战争战败之际，李鸿章与之谈判，困难重重；曾遇刺客，竟发“舍于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实在让人可敬。梁评价此时的李鸿章为“当此之际，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奇谋”，其李鸿章境遇之心酸可见。李鸿章“欲借欧力以拒日”，奈何俄手段卑劣，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与李鸿章签署《中俄密约》。不期密约泄露，各列国逼迫清廷割地开始。梁评价曰“盖有一种战国策之思想，横于胸中”，“以此手段，而造出后此种种之困难，自作之而自受之。”

李鸿章末年义和团起，与清廷共谋，天下共嫉之。而此刻“天偏不使难之早平，偏不令李之早死”，好像专门为李鸿章设置的这一位置，最终让其完成平难的使命。最后时刻，鸿章病入膏肓，仍忧国忧民，清廷都感动不已。李鸿章一去，“竟随北洋舰队、津防练勇，同长辞于此世界、此国民“，着实让人感伤不已。

梁与中外人物对比，皆不相同。而梁启超以两言断言之“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不过李鸿章自知自己只不过是为清廷“裱糊匠”，也足见鸿章之远见了；但他始终未明白治国之根本，梁启超说“不学无术”也不为虚。而在百年前梁启超”竟发出警示明训“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真是谓震耳发聩。直至今日，知其大义者又有几人，不过寥寥而已。李鸿章实属一时非常之英雄，而观其梁启超本人，又何尝不是？

我想喜欢晚清这段历史的中国青年，定是有大志有大勇有担当的青年，他们在民族的血泪中探索以求成长，在民族衰弱的呻吟中感受使命以坚定自己的方向，这些人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肋骨。

缅怀李鸿章和梁启超。

这里就不得不谈两种所谓的“客观”视角：

一种，是站在宏观大历史角度，去观察分析某人之某行为有何影响，以资人物品评。从这个角度讲，李鸿章确实签署了不少卖国条约，其在“联某国、制某国”之外交思路指导下，也必然出卖国家民族利益。

另一种，是站在历史人物的微观角度，去设身处地探讨当时的处境下此人能做哪些事、最后实际选择如何，两相比较，评论其选择与影响。刑法理论上，谓之“期待可能性”——先想清楚你能指望这个人做到什么，再看他实际做了什么，比较二者，再作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