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平生风谊重，甘抛心力做文章 ——浅析《中国俗文学史》

长乐平生风谊重，甘抛心力做文章

——浅析《中国俗文学史》

摘要：《中国俗文学史》是中国俗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专著。该书上起先秦，下迄清末，对中国历代歌谣、民歌、变文、杂剧词、鼓子词、诸宫调、散曲、宝卷、弹词、子弟书等等民间文学作了系统的梳理，从大体说来，确是关于中国俗文学的非常完善的本子，尤其是许多参考书，是为平常所不易搜求的。

关键词：郑振铎、俗文学、民歌、变文

郑振铎可以说是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无论是在文学创作还是在学术研究上都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而《中国俗文学史》可以说是其中最耀眼的作品。关于俗文学，作者将其分为五大类，分别是诗歌、小说、戏曲、讲唱文学与游戏文章。

那究竟何为“俗文学”呢，作者在书中一开头就向读者进行了简要阐述。“‘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作者也提到，“俗文学”其实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许多正统文学的发展和“俗文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

尽管正统文学和俗文学的分类在边界上较为清晰，但二者的共性与特征却总被有意无意地忽视。然而郑振铎先生在本书中所提到的观念可以让读者更加清晰地看到俗文学的发展轨迹，更清晰地了解到他将民间文学与俗文学统称为“俗文学”的缘由。

这本书从《古代的歌谣》到《汉代的俗文学》再到《清代的民歌》，依照时间顺序纵向论述。在书中所论述到的一些文学体系，如民歌、散体、弹词等，这些事物因与“雅文化”大相径庭而在当时深受一些学士大夫所鄙夷，甚至不屑一顾，并没有纳入到自己的文学体系中。而一般文人对其并不熟悉，对这方面也很少留意。作者却花费了大量时间去研究它，寻找资料，并挖掘出了“俗文学”的六大特质：大众的、无名的集体的创作、口传的、新鲜但是粗鄙、想象力很奔放，作者气魄往往很伟大、用于引进新的东西。

在这本专著中，有近一半的内容是在描述民歌。无论是六朝民歌还是明代民歌亦或是清代民歌，都可以看出民歌在古代民间最为盛行，影响最大，作者也非常喜爱民歌，关注民歌的价值。从作品中也可以看出作者十分赞赏汉乐府民歌，认为其真切的反映了民众的情绪与社会状态。《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都是思妇怀人之作，《江南可采莲》、《白头吟》有着民间很浓厚的朴素明朗的风格。民歌所表达的意义虽有些许不同，但都吸收了民间文学的特点，少了些许死板与晦涩，多了几分生动与灵活，更加简明朴实。

除民歌外，作者还发现了变文的价值。变文是讲唱式的，讲的部分用散文，唱的部分用韵文。而它的来源也并非是中国本土，而是从印度传来的，一部分受印度佛教影响的僧侣，在演绎佛经故事时为将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以引起听众的注意而拟出的新文体。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又分为关于佛经故事的变文如《维摩诘经变文》与非佛经故事的变文如《王昭君变文》。

变文使得过去很多无法理解的文学现象、文学关系找到了缘由和根据。这一文体除描写生动、想象丰富外，体制上韵文与散文相结合是其重要特点。变文的韵句一般用七言诗，夹杂着三言、五言、六言句式。而变文虽在宋真宗时代消失，却也在后来通俗文学的发展上留下了重要烙印，对当时及其以后的很多文人如王维、白居易、苏轼等的思想和创作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者搜集了许多案例来探讨这一文体，又在后文中简述了变文影响下的宝卷、诸宫调、鼓调等文体，对中国俗文学史的发展进行了梳理，让人们更加清晰地了解了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轨迹。也阐明了变文在文学渐渐由雅而俗的发展过程中的不容忽视的意义。郑振铎也提到说，“讲唱‘变文’的僧侣们，在传播这种新的文体结构上，是最有功绩的。‘变文’的韵式，至今还为宝卷、弹词、鼓词所保存。可谓源微而流长了。”郑振铎并没有局限于文人文学和正统文学，将一切对文学有贡献的作品都纳入其中来展示他们的成绩。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也是对文学的热爱。

虽然这本书写到了许多他人不曾提及过的内容，体现出了人详我略的原则，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本书并非是没有缺陷，十分全面的。作者自己也提及说“还只是一个发端，且只是很简略的讲述。更有成效的收获还有待于将来的续作和同心者的接着努力下去”。但不可否认的是此书以民间文学文化为中心，以丰富的资料为内容，夹叙夹议，表达了作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让后人看到了先人遗留的灿烂文化，劳苦功高。

参考文献：

【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王友胜.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史》.古典文学知识,2009（05）:13-19

【3】赵勇.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山东社会科学，2012(8)：46-50

【4】朱康.《中国俗文学史》的“俗文学”概念解读.绥化学院学报，2005,25（3）：65-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