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辞赋与五言古诗

汉代的辞赋与五言古诗

——《中国俗文学史》读书报告

人说：时代造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里，时代也造就文学。中华文明承延千年，在历朝历代的更迭中，文学总是能在不同的地方绽放不同的光彩。

汉代文学中有以苛求模仿先辈古典主义的“汉赋”为支撑，在东方朔的《答客难》中发展成了俳优式的文学，就时事兴衰、利禄抱负开展“谈穷诉苦”的文章表达，这一种称之为：辞。而另一方面，庙堂之高则承接了对历史歌功颂德，《中国俗文学史》书中讲到汉代的赋有着“讽谏”的作用，我们所知道的《上林赋》等都是通过讽刺统治者极尽奢侈的铺张，来表达这样穷奢极欲下的“不正常“进而劝诫君王。但是这样当文学依附于政治，借古讽今的劝谏，堆砌辞藻的去彰显政治领袖的德行高尚，文学就不单单是文学，变成了调平政治的工具。而这一体裁被人称作：赋。郑振铎先生也感慨的称这一段文学历史为——“诗思最消歇的一个时代”。

但在“官方文学”失去活力的同时，汉代的民间文学也在不断的汲取古典主义和普通民众创造力的养分。

书中提及在楚兵破秦国后，楚地民歌流传甚广。汉高祖刘邦就算只是个“无赖子”，也喜欢楚歌，爱看楚舞，他个人也作楚歌，我们所熟知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作为一个乡野小亭长，刘邦在他的成长教育的过程中，是没有接受正统的“官学教育”，虽有着为王称雄的野心，但是不可避免地市井气息。

从秦汉交界期间的地方歌谣到汉赋的兴起，文化的创造力在民间始终保持着它独特的艺术活力。在摹古风的潮流下，汉代文化并没有僵硬无所进。

早在先秦，说到古代歌谣一章中，郑振铎先生就将《诗经》做了大量讲解，《诗经》为俗，楚辞为雅，而到了汉代则有赋为雅，乐府为俗。《诗经》是理性的，是和谐礼制的西周文化中的瑰宝。汉乐府下的《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为《古诗》）将汉代诗作从《诗经》过于庄重的四言诗中提炼出五言诗，更加自由活泼的字句，更好的满足创作者的表达诉求。

《古诗》中依旧保留大量的民间色彩。篇目《行行重行行》中小心翼翼的表达的不再是帝王功业，山川浩荡，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妇女和远在异地的未归人的思念，运用对写的表现手法，将二人的相知相念不相守的哀怨表现得淋漓尽致，不再依托旧事典故，甚至有点不加修饰的直言“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将分离转到了真心地嘱托。在《古诗》中，这样的哀怨和期盼并行的篇目不算少，又有《涉江采芙蓉》由喜转伤，情感的表达更加直率惹人心动。

但在古诗中，我们可以见到除了单纯的抒情表达的篇目，“乐府也有着几篇叙事诗，而五言古诗就只有《上山采靡芜》和《十五从军征》以及蔡琰的《悲愤诗》”。用五言表意的写作要求极强的语言凝练度。通过蔡琰的《悲愤诗》楚歌体的文章特色能够彰显作者的文学修养，毫无枝蔓的赘余。从汉室衰微时世动荡自己身世到被掳去胡地的痛苦不舍，多年后赎归故里和稚子分离的不忍。由文姬个人及汉胡大家，一个人的一生就在短短百字里囊尽，苦短也好，喜优也罢，情感的表达式真切动人的，动人佳作自然引得人人追捧。又有文人将文章添笔改写合唱的《胡笳十八拍》。讲故事说的更加柔肠婉转，听故事的也渐渐动了心肠。读者的共鸣也就不仅仅限制于字里行间，通过代代传唱记住了这段过往。

同样的说到叙事诗，不得不提到《古诗为焦仲卿妻作》，这首歌古代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而它更为我们熟知的名字是《孔雀东南飞》。在早期的学习中，焦仲卿和刘兰芝的爱情悲剧是我在意惋惜的，而现在更惊叹于文章全文用五言表达出了完整的故事情节，以刘、焦两人为中心铺叙故事，情节曲折，矛盾冲突不断又首尾完整。全诗完美契合了乐府组诗特有的语言通俗化、个性化，让文章明白如话而又神情毕肖。全诗描摹情态，铺叙事物，全都通俗易懂，真实而又贴切地反映出人物的性格与心理活动。

在理论上的纯文学，注重的是精神层次的高度，而俗文学，注重的是精神领域的宽度。阳春白雪或是下里巴人，不同的人在他们选择的领域中可以找到自己的乐趣。我们在乎的不一定是多么“高雅”的纯文学，好比汉赋，而是一个能够汇聚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感受文学带给我们的内心触动感受来自字里行间的人间烟火，就像汉代五言诗的应时而生。这样的文学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精神积淀，是千年文化传承下来的丝丝情意，是那个远去在历史洪荒里的年代留下来的故事，属于历史里我们的共同的故事。

引用部分：《中国俗文学史》郑振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