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读了《北上》,很有感想。在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的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总攻,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在王明的“左倾”错误指导下失败,红军完全陷于被动,损失惨重,为了保存革命果实,被迫长征,进行战略转移。当时驻扎于江西境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方面军,因为中央军委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都是随着这支部队一起行动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是最先踏上长征之路的一支红军队伍。他们按照与红四方面军约定,于1935年6月懋功,北上和南下拉开序幕。
懋功成功会师,看似愉快的两河口会议,却是端倪摆出。当时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为红军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明确发展方向。正是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一场党内斗争就这样拉开序幕。当时已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北上的方针,但是张国焘却觉得应该南下。
张国焘一心南下,在军事战略、建立根据地以及进军路线上与中央产生分歧,不断以各种理由南下,一心筹划“南下”。为了党内的团结与团结,中央对张国焘不断做出让步,周恩来甚至让出红军总政委的位子,也让陈昌浩加入决策中,但是张国焘却越发不可收拾,接着凯丰文章,批斗凯丰,以此借口要整顿党风,清算政治路线,最后得寸进尺,发送密电给陈昌浩:南下,开展党内斗争。就这样一方面军孤军北上,张国焘带领四方面军南下,其实中央也是迫于无奈,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人多势众,所以不断退让,却得来如此心寒的结果。
因为当时毛泽东为这主导的中央对其不断作出让步,面对这些张国焘前后犹豫多次,最终还是毅然南下。首先毛泽东又为何要向北进军,毛泽东一直扎根农村,深入底层,加上1935年在会理的失利,深刻认识到进行城镇攻坚战几乎不可能。考虑到川陕甘地区地域广阔,交通方便,汉族居民较多,而且北方国民党势力弱,可以避险图存,养兵蓄锐。到时候也可以向西北发展,打通国际路线。那么张国焘又为何一心南下?张国焘一直觉得之前苏区(根据地)在南方,而且对南方掌握比较熟悉,更有利于红军发展,面对熟悉的南方以及陌生的北方,加上对北方地形给养情况所谓消极情绪,自然选择南下。张国焘带领左路军北上时确实有过不顺,加上他已经担任红军总政委,拥有最后决定权,向南路线已经掌握在手。加上张国焘思想是机械唯物论,只看形式不看内容,没有分析当时实际状况,虽然受苏维埃政权影响较深,但是却只懂照般,没有考虑苏联与中国国情不同。这也正与毛泽东将苏维埃政权中国化的做法形成对比。
张国焘南下,朱德一路跟随,期间朱德对于党内的团结做出了许多贡献。1935.8,左路军到达阿坝,张国焘公然违反决定,拒绝向已到达四川巴蜀的右路军靠拢。1935.9.15张国焘召开“阿坝会议”,公开与中央决裂,声讨中央,称中央为逃跑路线。张国焘的“声讨”舆论使得四方面军对中央负面情绪加重,影响深远。还要求朱德与他联名发报中央,企图迫使中央南下。但是遭到朱德拒绝,朱德挑明自己拥护中央决策。紧接着张国焘在10.5日召开卓木雕会议,另立中央,又企图让朱德拥护自己,软硬兼施。朱德为避免原本有限的革命力量因内部斗争而更加削弱,将个人荣誉与困难抛开,自觉担负起维护红军内部团结的责任。张国焘在三大军准备会师时,为了逃脱自立中央的审查以及怕失去人多势众的优势,再次违背中央指令,暗自谋划西进。张国焘一意孤行,四方面军北上计划遭破坏,二方面军几乎全军覆没。面对张国焘做法,朱德愤怒斥责张国焘,严肃指出指出左路军唯一出路即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力阻张国焘西进促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早在长征初期,毛泽东就与朱德说过:猪毛是一家,猪毛不分家,分家必打败仗,而朱德也坚守了自己的初衷,他经历了长征的全过程,从一方面军突围到四方面军懋功会师,与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再到三大主力会师,作为红军总司令,以身作则,始终站在队伍前面,面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竭力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坚定不移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竭尽全力,力挽狂澜,终于促成三大主力的会合。
张国焘南下失利,加上迫于国际共产的压力,答应中央进行北上。但是中途却又心怀不轨,想要西进。在三大军会师后,主要由四方面军人员组成西路军,前前后后多次向西,最后在河西走廊遭受极为严重的挫败和极其惨烈的牺牲,以几乎全军覆没的失败结束了失败的西征。许多干部不幸牺牲,同时也造成了西路军女战士悲惨的命运,遭受摧残,被逼嫁人。据统计西路军21800余人基本上全
军覆没,除了流落在西部民间的,最后只剩400多人到达新疆。
那么为何大军西去?我总结出以下几点:1、由于宁夏作战的计划改变,1936年11月10日,中央电令渡过黄河的红军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进军,主张打通国际路线,于是西路军在西去的路上一去不返。
2、张国焘路线的影响,一开始就授予西路军全权,还表示不必理会中央,与中央唱反调。加上中央当时指挥西路军向西吸引国名党军队,以助中央北上。
3、西路军战争惨败,处境并不乐观,电台被毁,与中央无法正常联系,由于消息闭塞,并不知西安事变等情况,与中央产生分歧。一步步不断向西。
4、当然这与西路军的领导人陈昌浩和徐向前也有很大的关系。
陈昌浩当时任西路军政委主席,轻敌,因为四方军一直以来打胜仗,过于自信,对敌军力量估计不足,轻视敌人力量;盲目乐观,赢得一小战就开始膨胀,比如将西洞堡一带的胜利看作是大胜利,称马家军基本被击溃,形势正好,应该继续西进,面对徐向前的劝阻直接称徐向前为“右倾机会主义”;畏前畏后,面对西边马家军,东边则是蒋介石部队,自然是西进胜算大于向东,而且西进还可以打通国际路线。
徐向前,西路军政委副主席,结合客观情况,分析东与西的利害,一开始是肯定向西的,在11月表明西进决心,12月时马家军在东面威胁,东进的话会直面迎战。在古浪之战惨败后觉得应该从实际出发,返回西区是自取灭亡,应该向东。但是决定权在陈昌浩之手,原本可以挽救的危机就这样加深。
在三大主力军会师成功后,中央开始清算张国焘路线。首先是南下退却路线,中央称张国焘是军阀主义,分裂主义,左倾主义。当初张国焘由于人多势众,利用自己掌握的军事力量与中央对抗,不顾党内的团结与统一,三番五次违抗中央指令。还向下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使得四方面军对中央产生成见。之后更是得寸进尺,向陈昌浩发秘密电报,想开展党内斗争,私自成立第二中央。清算西路军失败,因为张国焘路线虽然不在部队,但是其路线对四方面军的影响远大于想象,四方面军甚至觉得北上与南下都是正确的,中央自然会把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联系在一起。面对西路军的失败,陈昌浩与徐向前的命运是不同的,为什么说陈昌浩是中央为西路军失败所找的替罪羊呢?原本西路军西进一开始就是中央为打开国际路线所同意的,但是最后却将失败原因归于张国焘,而陈昌浩就是张国焘路线的第一个执行者,在西进时候原本是想与张国焘路线划清路线,但是却无法摆脱其影响。在西路军惨败后,一开始决心要去找中央斗争到“败军之将无颜见江东父老”,想要重振旗鼓再回中央,却无奈现实,最后还是回到中央,但是为了洗白自己,全盘自我否定检讨,甚至采取盲目“唯上”的做法。结果算是断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和军事生涯,前往苏联接受共产国际的审查。然而同样西路军失败回延安,徐向前却是不同的命运。徐向前一直是对张国焘路线持怀疑态度的,从南下到西进也在不断挣扎。品质是好的,也一直紧跟中央。中央慰问:希望病好后即来中央。
其实我觉得南下失利及西路军的悲歌与张国焘个人的性格为人有很大关系,、封建专制思想太重:不相信中央的党,一心想要把红军变成自己的私人军队,为达目标不择手段。为树立个人个人权威,在30年代中期大搞肃反滥杀,即“大清洗运动”。4军12师师长旷继勋,曾中生等人死于他之手。徐向前回忆“在苏北区,上衣别钢笔,必审查,凡读过几天书也要受审。重杀头,清则清洗。看手上有无老茧、皮肤黑白判断好坏。有能力却败给自负,出身优越,宦官世家,受影响较早,作为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就一直处于高层,带领四方面军打了许多胜仗又扩充军队人员。毛泽东又是后进来的,自然不把毛泽东放在眼里。面对中央路线抱消极态度,又生性多疑,也不愿意冒险。用徐向前的话说就是“张国焘这个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毛泽东:张国焘会发展到背叛革命的预言成真,难道是张国焘叛变是必然?在三大主力军会师后,中央展开批判张国焘。张国焘委曲求全,在党内已无实权。加上王明大搞“托派”,他的手下李特、黄超之死让他想到自己私自成立中央及在鄂豫皖肃反杀害了许多红军将领,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实行“溶化”诱降政策,张国焘感觉是一条出路,为什么说是企图东山再起,从后来找陈独秀想一起重建一个“共产党”来看张国焘的心还是向着共产党的。
所以我觉得张国焘并没有说是十恶不赦的人,所谓的党中央与张国焘的党内斗争不过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与张国焘在红军道路上产生的思想分歧,越演越烈到无法调和的地步。
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就基本不管事了,在长征途中这样说过毛泽东:山沟里出来的人也会懂得马列主义吗?确实毛泽东一步步走到党中央领导高层很不可思议,而且大家对他是信服的,不像是国民党那般争权夺势。我觉得毛泽东一路走来不得不提的有两个人:朱德和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毛泽东是没有话语权的,但是朱德和周恩来一直拥护毛泽东,直到通道会议后毛泽东才第一次有了参与政治局委员会议中,最后不顾博古、李德的阻挠,坚持向贵州,拿下遵义,正是在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才有了话语权。加上天公助美,毛泽东一路来如有神助,从拿下遵义到四渡赤水,再到横渡大渡河等,都很顺利。当然最重要的是得民心,这与毛泽东农村出身,深入底层有关,当时中国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毛泽东深知只有农村包围城市才是出路,而且在长征途中就招收农民军,有了民心作为铺垫,自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