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国文化，得先说战国的历史

要说日本战国文化，得先说战国的历史。它指的是室町时代爆发之应仁之乱后到安土桃山时代之间（也有把江户时代初期列入的说法）百多年间政局纷乱、群雄割据的日本历史。

在这个时代，以幕府将军（也称作征夷大将军）和幕府分封在各地的守护职威信下滑，原本辅佐守护的守护代、各地土豪、甚至平民崛起成为大名。各地大名进而称霸一方，甚至于成为掌控天下的“天下人”，都成为可能。这就是日本战国时期典型的“下克上”文化。

那时，日本的宗教文化，主要指一揆一向宗佛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的冲突磨合。当时，日本出现了一个大魔王——织田信长，焚烧比叡山（日本佛教最神圣之处），于是被人叫做第六天魔王，引起日本全民的广泛不满，而这个人又酷喜基督教、舶来品，常常在府中储藏西洋之物，如地球仪、钟摆、葡萄酒等，可以说，因为他一个人，足足把日本的基督文化给发扬起来，想全凭个人好恶而俗国，这种人必然会遭到许多人的反对。终于在1582年本能寺（日本另一佛院）被部下所杀，哪怕杀他的不是和尚。

除了织田信长，还有一个日本大名没那么出名，但喜爱西洋产品、基督教毫不逊于他，这人名字叫大友义镇。大友义镇也叫大友宗麟，日本战国时代九州的战国大名（葡萄牙人到日本经商主要是从九州的平户港延伸开，于是平户港也成了西洋商人的滞留地，西洋文化发展迅速），并同时是位天主教大名。最初他皈依禅宗、之后改信天主教接受洗礼。在他身上发生了两件事，一是信仰天主教与妻子离婚，二是遣少年使节团前往罗马觐见天主教教宗，这对于佛教文化遍地的日本来说，是实属难得的。

我之所以说日本佛教文化遍地，除了寺院林立、香火旺盛之外，更在于哪怕那些封建领主打仗都得在旗子上写一个“八幡莲华大菩萨”之类的，以求佛祖降临，或者祖先庇佑。

说到这个，不得不说日本的三大姓：平、源、藤原。日本文化是离不开政治的。藤原氏是最先开始的日本贵族之姓。壬申之乱后，不比等参加撰修律令，营造平城京（奈良），创下政治基础。其女光明子立为皇后，开藤原氏一族立后之端。不比等有四子：武智麻吕（南家）、房前（北家）、宇合（式家）、麻吕（京家），是律令制下政治势力强大的四家。其后三家在争权中失势，只北家独荣不衰。到良房时，以外戚出任摄关职，成为藤原氏专权时代的起点。摄政、关白、太政大臣、左右大臣之职为藤原氏一族独霸，形成摄关政治特殊体制。宽治元年（1087年），院政开始，实权转入院政，藤原氏势力稍衰，形式上摄关职仍由藤原氏一家出任。直到后来，平氏兴起，武士开始执政，藤原氏的摄关政治体制才名存实亡。

而平氏则出现在藤原之后。平安时代（从794年桓武天皇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即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末期，贵族间充满了权力的冲突与矛盾，最终诉诸武力解决。在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1159年的平治之乱中，伊势平氏皆为胜方贡献良多，战功赫赫，尤其是平治之乱，平氏几乎剿灭了政敌源氏。源氏领袖之一的源义朝于逃亡途中遇害，三子源赖朝被流放到伊豆，其余苟存的几个儿子亦被强制送入佛寺出家，平氏地位确立。平氏领袖平清盛于1167年升任至太政大臣，朝中重要官职皆为平氏出掌，朝外许多诸侯国亦落入平氏手中。除此之外，平清盛的女儿德子亦嫁给高仓天皇为中宫，并生下言仁亲王（即后来的安德天皇），此时平氏可谓权倾天下。

而源氏则是三大姓最后登场的。以源赖朝的人生轨迹来说这段历史，1159年源义朝企图消灭平清盛，不幸战败。源赖朝被擒，流放到伊豆府，软禁时间长达20年之久。“君子复仇，十年不晚”。1180年皇子以仁王起事，号召源氏起兵响应。源赖朝以响应皇子的号召为名集结兵力，并且得到了日本东部一些封建领主的积极支持。许多平氏家族的成员亦加入了他的队伍。源赖朝迅即进兵镰仓，在那里建立了大本营。1183年源义仲进犯京都，在后白河天皇的要求下，源赖朝率兵打败了源义仲。此后，源赖朝不仅在京都地区建立了一支军队，而且建立了独立的政权。1185年平氏与源氏之间的最后一战，源赖朝的雄兵强将将平氏彻底消灭。在取得第二次大捷以后，源赖朝强迫天皇接受他在整个日本改置“守护”和“地头”的既成事实，从而夺取了天皇政府管理地方行政的权力。1192年后白河天皇去世，不久源赖朝加封自己为“征夷大将军”，成为日本所有封建领主的最高主宰。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幕府政权——镰仓幕府诞生了。

三大姓的来历就是如此，而日本文化也从此发生改变。第一是日本的名流文化以此三大姓为尊，虽然战国后来有丰臣氏，但那权威根本比不上这三个姓氏。第二是很久之后的战国各地大名，他们大多是三大姓出身，但由于三大姓权势没落，仅仅表面尊贵，于是形成了我最先开始说的“下克上”文化。这还是不得不说丰臣氏，丰臣秀吉原名木下藤吉郎，本来只是一个农民，结果一跃而上到最后织田信长死后成了天下人，官至关白、太阁。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按理不能任关白一职，但秀吉就是假借三大姓，声称自己来源于平氏，才可以达到他成为天下人的地步，虽然很多人不信服……可这恰恰说明了日本三大姓带给文化的改变。

其次，是日本的武士道文化。战国时期，武士层出不穷。由于当时没有实行起募兵制，而是征兵制，加上各地户籍制度的欠缺，所以日本有许多浪人、野武士，从战国之后德川幕府统计的数字，和平时期的全国武士数量达到45万，而推测，战国初期以后，强力大名纷纷出现，战争中全面混乱走向理性，人口数量开始稳定并有一定发展，大部分时间里约为幕府时期的一半略多，但是经济规模远不到幕府时期一半，考虑到当时战争频繁，大名需要更多的招募武士打仗，那么可以估计战国武士数量为幕府一半，这个数字应该是比较接近的，所以战国领俸禄的武士当在二十万到二十五万之间。这么人数众多的群体自然会对社会发生重大的改变，以致文化上也是如此。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武士之间的等级观念，二是武士的荣誉感。

“众所周知，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是来自日本国所谓的“唐土”也就是中国唐朝，这包括日本人的衣着和礼节。日本人重视礼节，而且在这方面达到了变态的程度，日本人重视并且尊重等级制度，把等级制度认作礼节的最高表现，这在日本战国时代尤为突出，具体的例子是，鼎鼎大名的丰臣秀吉，在成为武士之前曾经在当时美浓国土豪蜂须贺正胜门下做食客，尽管表面上丰臣秀吉并不把蜂须贺正胜当作主人，但这其实和中国战国时代士大夫家里的幕僚一样，有一种隐性的臣属关系。但在后来丰臣秀吉侍奉织田信长之后，招揽蜂须贺正胜时，正胜对秀吉体现出一种完全俯首的姿态，似乎完全忘记了秀吉以前还曾在自己手下做事。在日本战国时期，人们把等级制度当作一种天经地义的传统，武士和野武士之间就仿佛爸爸和儿子之间的关系，而在这之外的私交则相形见绌，也就是说，在等级制度面前，一切的人情和关系都应该是不存在的。

“日本人与生俱来便带有一种尖锐的矛盾性，在鲜明的等级制度下，依然无法遮盖日本人对于个人尊严和荣誉的追求，例如日本战国的军神，越后国大名上杉谦信曾在自己继任关东管领（官职）的晚宴上邀请关东诸将欣赏能剧，而由于能剧是当时只在京都贵族中流行的娱乐方式而使在场一位常年征战的关东将领厌烦，谦信当即显出不悦的神态，并且怒斥该将领，但这名将领不但没有道歉离去，反而认为谦信侮辱了他作为武士的尊严，而在当晚切腹自尽，并由此导致部分关东将领的叛变。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人尊重等级制度，但同时坚持个人信仰和荣誉。同样的事情还体现在武田信玄将自己的嫡子太郎义信赐死一事上，日本人表达自己荣誉诉求的手段是激烈的，即已死来兑现等级制度的约束和自身荣誉的授予。”

除了政治、军事之外，日本的文化还包括许多方面，比如茶道（与当时中国不同，日本的茶是抹茶，用茶粉兑水，就先现在人喝速溶咖啡一样）。“在日本战国时代，茶道被看做是一个人品行修养的证明，即使像织田信长这样不喜欢传统习俗的人也对茶道和茶器颇为喜爱，日本战国时期著名的茶人千宗易，曾得到关白丰臣秀吉的亲自接见，由此可见当时日本人对于茶道的尊崇。而且茶道也是战国时期和陌生人拉近关系的最好手段，日本人重视人际关系，这体现在他们热衷于让自己的子女或者家臣的子女与他国联姻，以人物之间的关系来确定政治关系一样，战国时期在这方面最著名一位当属陆奥国大名伊达植宗，生育能力超强的伊达植宗有很多儿子，但是都陆续成为他国大名的养子，植宗以此获得了许多大名的支持。”

另外，日本各地的文化也不同，如刚才所说九州喜基督，近畿喜佛宗，甲斐多赤备，越后尊义字，这才构成了日本摩擦与碰撞的日本战国独特的文化景象，甚至这种景象在壬辰倭乱中延展到了朝鲜半岛，终于让中国和朝鲜有了对日本在1840年之前最清楚的认识。（详见马伯庸著《帝国最后的荣耀》）

要说日本文化，不得不谈到日本的文学作品。我以《直江状》和《敦盛》为例，并加上与《出师表》的对比。

首先，《直江状》和《出师表》都通篇运用激昂的文字或贬或扬，比如《出师表》中所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又说“曹操智计，殊绝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孙、吴，然困于南阳，险于乌巢，危于祁连，逼于黎阳，几败北山，殆死潼关，然后伪定一时耳。”将刘汉与曹魏对立，既表达了汉室复兴的强烈愿望，又剖析自己的耿耿忠心，强调曹魏弱点来鼓舞蜀臣，陈明利害。这和《直江状》的比较手法相类似。

其次，两者所作背景都是在存亡之际，强烈展现了救亡图存的志向，而直江兼续和诸葛亮两人都是当时英杰人物，对局势的把握和走向都是先见明了，像是直江兼续在文中所表达的天下公起而抗德川与诸葛亮所说全国并起而抗曹，都是一样的道理。

而这两人的结局竟然也如此类似。虽然诸葛亮说“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但他心里是想成功的；直江兼续更不必说，他想在会津拖住德川然后让石田三成一路披靡直捣江户，但这两人，一者出师未捷身先死，一者迫于主家存亡而委身德川，都与两人文中所言志向相背离，或是时局，或是大势，但这种奋起抗争的精神却确实在《出师表》和《直江状》中所体现。

两者的用词则不尽然相同。《出师表》或是散骈同行，或是论述陈情，都展现出作为臣子恭敬的态度而言辞不甚激烈，至于《直江状》中则倾向现如今的白话，毕竟那时候距离《出师表》已有将近1400年的历史，但是态度则全为言辞用语所体现，就如同唐寅不羁一般，如同面对面坐踞而骂，以致所言狂放无礼。

若按当时日本国内文学发展而言，和《直江状》风格对比强烈的也有，便是织田信长于桶狭间之战所唱的《敦盛》：

人间五十年，与天地相比

不过渺小一物

看世事，梦幻似水

任人生一度，入灭随即当前

此即为菩提之种，懊恼之情，满怀于心胸

汝此刻即上京都，若见敦盛卿之首级

放眼天下，海天之内，岂有长生不灭者。

这首歌的歌词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以人间五十年开头，表现人生所短而历史所长，又借菩提、平敦盛的典故为媒，展现人生之中种种得失和不如意的悲哀，全歌靡靡哀音之中却陡然一转，说“汝此刻即上京都，若见敦盛卿之首级。放眼天下，海天之内，岂有长生不灭者。”顿时充满昂扬的战斗精神，天下相同，更要抓紧时间建功立业，这层意思和《直江状》“狂放无礼”之中的傲然志气竟然如此相似。

织田信长与直江兼续的对比我已经写过，此处就不再啰嗦，但这两人最出名之篇的风格竟又如此不同，这又是为什么？原因在于织田信长作《敦盛》之时正意气风发，于桶狭间大胜今川义元，摆脱了危急存亡之秋，可直江兼续那时却正受德川逼压，故用词中显出极为不满的情绪，也是为国内民生潦倒而德川还不放弃朝鲜战争的控诉，因为我们从“可是說高丽不降服，后年便出兵云云，不就是虛言嗎？可笑可笑！”以及石田三成所说的“第一军小西军死亡60%、第二军加藤清正军37%被杀、锅岛军也死亡36%、三军黑田军死亡54%、四军岛津军被杀60%、五军也40%死亡，六军44%死亡、殿后的七军毛利军43%死亡”报告中、梅北之乱也显露这一点，这和直江兼续所想的完全就不同，只恨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倒行逆施，不与民休息，这些愤怒都展现在《直江状》的一词一句中了。（出自《直江状浅论》）

日本文化是矛盾的，渴望强者，又追求胜利，直到现在都不被日本人所正视的历史，不也荒唐吗？何况经过日本战国的乱，日本本来就浅的文化历史，更没有可以推崇之处了。